第28節：亂世思弘羊(1)

　　第八章

　　亂世思弘羊

　　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

　　--白居易 《鹽商婦》

　　盛唐的中斷是一個"突然事件"，好比通宵達旦的狂歡盛筵猛然間被一場粗暴的狂風所席卷，從此，狼藉遍地，美景不再。公元755年，牙人出身、鎮守北方的安祿山和史思明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發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

　　從制度的層面來分析，此亂的發生正是中央集權旁落的結果。從貞觀到開元的100多年間，天下長治久安，治國者變得異常自信，竟忘了地方割據的隐患。唐太宗時，雖然充分下放財權和兵權，但他用邊將有"三不原則"，即"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唐玄宗即位之後，10餘年不換將官，而且各路節度使盡用胡人，他最宠信的安祿山兼統三道節度使，擁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權，致使其胸懷異志。更可怕的是，節度使除了領兵之外，還兼理民政與財政，俨然一方獨立的諸侯。從經濟上看，100多年以來人口增長迅猛，土地兼並景象重現，中央政權的輕賦簡政造就民間繁榮，卻也暴露出大一統體制的另一面隐患--因管制乏力而導致"幹弱枝強"。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然而，會寫《霓裳羽衣曲》的唐玄宗不是鐵血強悍的漢武帝。

　　"安史之亂"歷時8年，最終被平叛，這場戰亂給北方中國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所有的繁華均如夢如幻如泡沫，怎麼經得起兵戈的蠻橫侵擾，在洶洶鐵蹄之下，"數百里州縣，皆為廢墟"，"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據《唐會要》記載，戰亂初起之時，全國在籍人口有900多萬戶，僅僅5年後就只剩下190多萬戶，所謂"生靈塗炭"，從這對數字中就可以得出。

　　叛亂被平息後，雍容堂皇的盛唐精氣已被消耗殆盡。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描述當時的景象是：地方割據勢力陡然坐大，中央財政收入銳減，邊境之外的少數民族頻頻挑起戰端，朝廷無力支付軍備消耗，只好把壓力都留給地方，一切都變得捉襟見肘。對於大一統的帝國來說，再沒有比這更糟糕的情況了。

　　正是在這樣的時候，桑弘羊的"幽靈"再度出現，中唐之後，各項專營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安史之亂"時期，朝廷急著用錢，第一個想出來的辦法就是向富商徵斂。肅宗登基後，即派人到財富聚集的江淮、蜀漢地區向富商大族按資產徵稅，"十分收二"，也就是20%的稅率，稱為"率貸"，各道節度使、觀察使也多向商人徵稅以充軍用，或在交通要道及交易之處計錢收稅，從此"商旅無利，多失業矣"，盛唐以來"天下關隘無一徵稅"、"行千里不持尺兵"的景象不复出現。

　　除了這種極端做法之外，恢復國有專營政策是另一個便捷的方式。戰亂期間，顔真卿據守河北抗擊叛軍，軍費困竭，為了籌措軍饷，他在河北首創了榷鹽法，對食鹽實行"官收官賣"。公元758年（唐肅宗乾元元年），朝廷重新設立了鹽鐵鑄錢使這一職務，對全國鹽業進行專營管制--"盡榷天下鹽"，出任此職的第五琦仿行顔真卿的辦法，在產鹽區設定鹽院，規定民間的產鹽戶（"亭戶"）所產食鹽一律賣予鹽院，否則以盜賣罪論。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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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