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節：帝國的邏輯(2)

　　東郭鹹陽和孔僅提出的專營政策，在當時的朝廷之上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反對之聲喧嚣而起，幾乎到了不絕於耳的地步，所謂"沮事之議，不可勝聽"。但漢武帝力排衆議，批準此案。其後三年，政策的成效就呈現了出來，武帝南徵兩粵，並平定四川一帶的民衆叛亂，花費大量軍饷，靠的全是鹽鐵專營提供的收入。也因此，孔僅任職不到三年就被提升為主管全國財政事務的大農令，東郭鹹陽的名字在史書中不再出現，很可能已因病去世。

　　然而接下來就出現了新的情況。在實施鹽鐵專營的過程中，孔僅等人利用主持之便，在制造和專賣環節上安插了自己的親信，上下其手，從中牟利，出現了吏治混亂的局面，各地的鹽鐵官不是通過選拔任命的，大多由商人出任。國營經濟的官商化及權貴化特徵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同時，國營化的低效率和低質量弊端也清晰地呈現了出來，各地鐵官監造出來的鐵器質量低劣，而且非常的昂貴，還強令民衆購買，導致怨聲載道。

　　武帝很不高興，就斷然把孔僅撤換掉了。接替孔僅的兩任官員--客和張成，都不能讓武帝滿意。公元前110年，45歲的桑弘羊升任治粟都尉兼領大農令。

　　從青年時期就在武帝身邊行走的桑弘羊成了專營政策最忠實的執行者，在出任大農令之後，他增設大農部丞數十人，對郡國鹽鐵官分別予以整頓，並增加了設定鹽鐵官的地區，使得帝國之內的鹽業管理機構達到35處，鐵業管理機構則多達48處，這一管理體系日後不斷修補、完善，一直運轉了1 000多年。

　　在桑弘羊的治理下，鹽鐵專營的成效非常之大，起到了生產規模迅速擴大、技術出現重大突破、中央財政收入大大提高以及沉重打擊了地方勢力等多重效用。

　　首先，在政府投資的驅動下，生產規模得到了空前的放大--這是所有國營事業的共通之處。許慎的《說文解字·鹽》中描述，"河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週百六十里"。這當然是非常大的規模了，非私人事業所能及。據當代史家陳直等人的研究，漢初從事冶鐵業的人員起碼在5萬人以上，每處鐵官則平均多達1 000人，在官營之前，國內最大的私營鐵器商的人員規模亦不過如此。據南陽瓦房莊漢代冶鐵遺址的發掘，其總面積達到了12萬平方米，在3 000平方米的已發掘區域，就找到了三個鑄造區和一個煉鋼鍛造區，發現熔鐵爐7座、炒鋼爐數座，還有烘範窯殘迹和大量耐火磚、鐵渣等等。

　　在主持專營事務的過程中，桑弘羊已經非常清晰地意識到，由政府投資的國營事業在規模化生產上比私人企業大很多，他說："政府把工匠召集起來開展生產，要錢有錢，要器具有器具。如果讓私人來經營，難免格局不大，產品質量參差不齊，現在由政府統管鹽鐵事務，統一用途，平衡價格，官員們設立制度，工匠們各盡其職，自然就能生產出上好的商品來。"在經濟思想史上，這是第一段論述規模化生產優勢的文字。

　　因為有了規模化的經營，西漢的冶鐵技術也得到了極大的改進和推廣。楊寬在《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一書中對此有詳盡的描述，比如鑄鐵柔化處理技術和煉鋼技術，在西漢初年還很不普及，但官營冶鐵後卻得到了迅速推廣，工藝也更為成熟。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漢人的鐵器制造技術是最為高超的，遠非週邊少數民族可以相比擬，《漢書》記載，匈奴與漢軍作戰，需要用五人才能抵擋一個漢軍，主要的原因正是前者在鐵制兵器上的技術落後。漢武帝之所以能夠開疆拓土，無往不利，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鹽鐵專營對國家財政收入的貢獻當然是最大的。據計算，當時每戶每月平均所需食鹽在三升左右，以全國人口5 000萬計，是一個龐大而穩定的需求市場。宋元之際的史學家胡三省在註《資治通鑒》時認為，漢武帝時期，中央政府在鹽業專營上的獲利非常之大，估計占到了財政收入的一半。自此，朝廷又出現了"用饒足"的景象。

　　鹽鐵專營的最後一個成效，則是全面地打擊了地方割據力量，在經濟上大大保障了中央集權的重新形成。在管仲、商鞅之時，實施專營的目的只是為了增加收入，提振國力，而到武帝時期，則顯然不僅於此。鹽鐵專營後，擁有上千人規模的私營生產企業不复存在，商賈豪強的隐患去除大半，而地方諸侯則被剥奪了最大的收入來源，與中央對抗的力量自然銳減。《史記·酷吏列傳》中記載了一則故事，趙國的冶鐵業很發達，趙王多次投訴中央委派下來的鐵官，張湯把他頂了回去，致使趙王對他頗是怨恨。這便是地方諸侯與中央爭奪冶鐵權的一個佐證。堅決執行專營政策的桑弘羊也自覺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由中央政府把鹽鐵專營起來，不僅僅是為了利益，還為了重歸農本政策，抑制商人，拆散朋黨，杜絕兼並之路。"

　　除了控制住最為關鍵的鹽鐵產業之外，桑弘羊還創造性地對另外一個高贏利性產業--流通產業進行了國有化改造，其手段有二，一曰"均輸"，就是統購統銷；一曰"平準"，就是物價管制。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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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