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節：權貴經濟的巅峰(3)

　　張居正是有明一代知名度最高的首輔，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名相之一，他推行"一條鞭法"，對土地制度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史稱"張居正變法"。而在家庭理財上，張居正也是一等一的斂財高手，他喜歡享樂，日常生活奢靡，頗有管仲遺風，在他去世之後，萬歷查抄張家，得黃金１萬多兩、白銀10餘萬兩，也是頗為富足的。

　　龐大的宗室集團是另外一支可怕的牟利力量。據明史學者田培棟的計算，朱元璋開國之初，朱姓宗室加在一起不過58個人，到了萬歷年間，就繁衍到了20萬人，明末達到30萬人，這些人如果每年平均花費100兩白銀，30萬人就是3 000萬兩，超過了全國財政收入的總和。《明史》中便記載，在嘉靖年間，宗室一年從國庫中支取的大米為853萬石，相當於全國田賦收入的三分之一，比軍糧（800萬石）還多，嘉靖名臣俞大猷就直接把宗室與北方兵虜、黃河水患並列為"國之三大害"。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寫道："天下水利、碾硙、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為常事矣。"顧炎武所提及的這些產業無一不是公共事業，且與公權力有關，他的這段文字其實指出了中國官商模式中的一大特徵--"渡口經濟"：大凡國營或權貴資本，一般不會直接進入生產領域，而是尋找流通環節中的交易節點，以政府的名義和行政手段進行管制，然後以特許經營（牌照、指標）的方式加以"尋租"，這類節點好比一個"渡口"，佔據其點，則可以雁過拔毛，坐享其利。所以，官商經濟的獲利實質不是創造價值，而是通過增加（分享）交易成本來實現的。

　　明代官員經商之風，不但歷代罕見，而更獨特的一個事實是，其中最貪婪和最賣力的那個人，居然是皇帝自己。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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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