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節：晉徽爭雄(3)

　　棉佈和棉紗收購上來之後，需要進行印染和後整理，於是就有人投資經營染坊和踹坊，這些作坊大多開在城市的郊區，以就近銷售。《長洲縣志》、《明實錄》和《木棉譜》等書記載了蘇州的景象：大江南北的棉佈源源不斷地運抵蘇州，染坊和踹坊開設在阊門外的上塘和下塘，其中，染坊的分工很細，大多只專於一色，分為藍坊、紅坊、漂坊及雜色坊等，棉佈被染色完成後，送進踹坊進行後整理，然後就制成了"佈質緊薄而有光"的"蘇佈"，販銷天下。到明末清初，阊門一帶的踹坊多達450家，踹匠不下萬人，其繁榮景象可以想見。

　　因棉佈收購的市場化特徵而不適合國家壟斷，所以棉紡織業成為一個完全競爭性的領域，從而誕生了一大批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商人，蘇南和浙北--蘇錫常和杭嘉湖--也成為民間資本最為充沛和活躍的地區。

　　江浙佈商之富見諸於衆多史籍。《木棉譜》的作者褚華本人就出身於富足的佈商家庭，據他自述，褚家六代從事佈業，門下有數十人，四處開設佈號收購棉佈，獲利豐厚，以至於富甲一邑--"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葉夢珠在《閱世編》中更形容說，佈商的財力雄厚，動辄可以使用數萬兩乃至數十萬兩白銀。

　　商幫的出現，是中國企業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兼具血緣性與地緣性之和，植根於偏遠的宗族鄉村，以市鎮為生產和銷售基地，以城郡為生活和消費中心，構成一種獨特的經營模式。明代商幫中最出名的還不是江浙商幫，而是晉商和徽商，他們的崛起都與鹽業有關。

　　自管仲以降，中國歷代政府都視鹽業為經濟命脈，其專營所得在年度財政收入中占很高比例，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開國之後，為了防範蒙古人卷土重來，把國防重點放在北方，他重修萬里長城，長年駐紮80萬雄兵和30萬匹戰馬。其中駐軍最密集的是"內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帶，明政府在這里修築長城323公里，駐守馬步官兵13.5萬多人，配馬、騾、驢5萬餘匹。要維持這等龐大的軍備，如何提供充足的糧草供應就成了極棘手的難題。據《大明會典》記載，僅大同鎮就需屯糧51萬餘石，草16.9萬餘束，每年花在邊防的銀子達上千萬兩，讓中央財政不堪重負。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省行省參政楊憲向朝廷上書，建議實行"開中制"。

　　"開中制"脫胎於宋代的"钞引制"，其改革之處是，商人要獲得鹽引，必須運糧和其他軍需物資到北方邊疆，以糧換"引"，然後憑鹽引到指定鹽場支取食鹽，再到指定的地區銷售，其實質是"以鹽養兵"。按當時的規定，每在大同納糧一石或在太原納糧一石三鬥，可換取鹽引一份，一份鹽引可支取食鹽200斤。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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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