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節：爬滿虱子的"盛世"綢緞(2)

　　面對大臣們的分歧，順治皇帝的態度有點搖擺。他先是站在反對派一邊，認為，"荷蘭通貢，從來無例，況又借名貿易，豈可輕易開端"。他最讨厭的是"貿易"這個詞匯，因為它與"朝貢"不同，在態度上顯得非常不恭，他因此特意批示說，"貿易二字不宜開端"。

　　不過，後來他的態度又有了改變。荷蘭人對廣東官員大肆行賄，還送了很多珍貴的禮物給京城的太監們，此外更遊說順治非常信賴的耶稣會教士湯若望，拜託他在皇帝面前多說好話。據荷蘭人信函上記載："皇帝和宮廷官員對我們帶至的所有禮物極為滿意，甚至禮品尚未全拿出來，鞑靼人似乎已經出奇地滿意，並願向我們提供各種方便。湯若望見到我們的人把大量的物品，特別是武器、馬鞍、大毛毯、紅珊瑚、鏡子衆奇珍異品一件件擺出來時，從內心裡發出一聲長歎。"1653年的10月2日，順治皇帝正式接見了荷蘭使團。使臣進入皇宮後，遵照中國禮儀向順治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禮。這些行動當然讓順治非常滿意，三年後（順治十三年），皇帝下達诏書，特許荷蘭國每八年來中國朝貢一次--"八年一貢"，不過每次的來人不能過百，而且只允許20個人到京城。

　　從順治年間的這次荷蘭通商事件可以讀出，帝國對國際通商一直持非常保守而高高在上的姿態，視天下各國為自己的藩屬，不僅不承認平等的"貿易"，而且連"朝貢"也只能八年一次。對於這樣的態度，西方各國在很長時間裡委曲求全，無可奈何，而到了200年後，隨著局勢陡轉，西方國家終而槍炮相向，淩厲報復。

　　清廷之所以對國際貿易如此苛刻謹慎，除了"大國情結"之外，還與開國初期的海禁政策有關。為了防禦鄭成功集團對大陸的攻擊，清廷在1661年、1662年和1664年先後三次頒佈"遷界禁海令"，強迫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居民皆內遷數十里，凡界外的村莊、田宅、船只，一律燒毀，規定"片闆不許下水，粒米不許越疆"，使界外變成無人區。三次內遷造成東南沿海的工商經濟遭到重大破壞，數百萬難民流離失所。

　　海禁政策執行了20多年，直到清政府統一臺灣、平定"三藩"之後，才稍有寬鬆。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正式宣佈開海貿易，設粵、閩、浙、江四大海關。這標志著自唐代以來，中國對外貿易的市舶制度的終結和海關制度的創始。

　　與"朝貢貿易"的市舶制度不同，海關制度建立之後，政府將對外貿易的管理與經營活動完全分離開來，從而催生出一種迥異以往的外貿模式和一個全新的商人階層。

　　根據歷代的市舶制度，各國以朝貢的方式與中國展開貿易，貢使將貢物獻給中國皇帝，同行的商人則將更多的貨物交與市舶司，在特定的館地臨時招商叫賣，並無專設的買賣機構。海關設立之後，外商被允許在中國境內的四大海關自建商館，自主買賣。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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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