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更加開闊的視野

　　    盡管我們對2008年中國企業的艱難生存提前準備了足夠的心態， 但眼下成千上萬不斷倒閉的中小企業還是讓人們驚呼。從廣東到浙江，從福建到蘇南，一些曾經紅紅火火的企業如今門庭冷落，工人失業，稅收減少，並迅速攀升為一個個重要的社會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局面將會導致企業家信心大面積減退，諸多資金外撤，衆人期待的卓越企業建設由此將停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僅僅停留在技術的層面分析，意義並不大。有一個觀點我想大家是一致贊同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之所以發達，是因為有一大批優秀的企業支撐。我們的問題由此提出：如果我們的企業永遠處在國際產業鏈中最低端的部分，我們何以真正建設有價值的大好企業？如果我們一直沒有這樣的企業，我們何以走出眼下令人抑郁的宿命？

　　    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曾經說過，我們需要一個更加開闊的視野。我能理解項兵的用意，他應該是在仔細研究了中國歷史中的企業生態之後，才提出這樣的判斷的。事實上，我們的歷史的確很難找到現代企業管理的積澱，所謂的中國式企業發展，如果站在歷史的層面上，應該是一個僞命題。即使在一個更加寬泛的領域觀察，比如企業的生存環境、社會的結構體系，我們也只能找到一些灰色的權謀之道。

　　    1776年，亞當·斯密曾經寫道：“中國歷來就是一個最富裕、最豐腴、耕耘完美，操作勤勞，世界上人口最衆多的國家之一。現在看來，它在長久期間之內，已在停滯狀態。馬可波羅500年前莅臨該土，就提到這個國家農業、工業以及人口衆多的情形，和最近旅行者的描寫幾乎毫無出入。這樣看來，似乎馬氏之前很長遠時間內，這個國家即已到了它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種機構容許它致富的最高限額。”斯密的議論雖然涉及的範畴是一個國家的治理，但在企業發展的層面，他的結論性意見可以成為我們分析中國企業的理論支撐。斯密的意思非常明白，中國人目前的貧窮不是由於中國人懶惰，也不是由於中國的自然資源已經用盡，而在於制度的缺失。正是制度的缺失，才構成了致富的“最高限額”。那麼，在分析中國企業時，我們可以模仿亞當·斯密，明確指出，中國企業的問題不在於他們的規模，不在於他們的資金，只在於中國企業沒有建立起一套具有法律意義、數字意義的制度。如果在未來一個時期以內，中國企業仍然處在非制度生存的狀態，毫無疑問將抵達“最高限額”，然後開始坍塌。

　　    有意思的是，大約100年後，清朝政府主導的洋務運動為亞當·斯密的觀點制造了證據。現在看來，當年的洋務運動中，中國大地上出現過不少規模巨大的國有企業，也出現過不少的民用工業企業。歷史記載當時的政府為了“分洋商之利”，以保護利權，並獲得饷源；同時也為軍用工業所需金屬原料和煤炭燃料可以由自己創辦的這些工業得到供給，減少對外國依賴，曾經大舉興辦企業，並有建設世界大企業的雄心。更有意思的是，除了朝廷主宰的國有企業之外，民用工業企業也呈現方興未艾之勢頭，輪船航運，開採煤礦和採掘、冶煉其他金屬礦藏，及電報、紡織業等行業已經有大量的私人資本進入。當年的情況甚至與今天的企業局面有某種類似，具有開放意識的洋務派創辦的民用工業企業，除少數為政府出資的官辦者之外，大多為官督商辦。官辦企業和官督商辦企業成為當時企業的兩種主要形態。

　　    我們的主流歷史教材把洋務運動的失敗歸結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民族主義的潰敗。歷史繼續向前演進百年之後，遠在澳大利亞的楊小凱提醒我們，需要在制度上尋找原因。無論是中體西用，還是西體中用，僅僅局限於模仿別人的技術，不在制度層面上加以更新，我們制造百年企業的夢想就是苍白的。

　　    有人在進行著更加細致的實證研究工作，比如吳思。他說：“企業家都知道企業常用的紅帽子策略，這種企業生存策略的歷史，出現和變形的條件，這種策略的成本和收益，值得我們分析。”我們認為吳思的提醒是有價值的，幾百年過去了，我們的企業建設並沒有走出太多的新思路，我們還在歷史的窠臼里徘徊，這樣的局面太讓人傷感了。

　　    趙曉博士一直在進行著另一個角度上的研究。在一次聚會上，我聽趙博士提到了亞當·斯密的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論》。事實上，《道德情操論》先於《國富論》出現，並為《國富論》奠定了心理基础。在書中，斯密描述了人性原理。他和休谟以及當時的主要哲學家一道，認為這些原理是社會制度和社會行為引申出來的普遍的不可以改變的論斷。在自我保存和自身利益這種高於一切的感情面前，形成自我判斷，包括對自己行為的判斷能力的源泉是什麼呢？斯密的回答是，每個人都有一個“內在的我” （inner man），他起著“公正的旁觀者”的作用，用一種不容忽視的聲音去贊成或譴責我們自己的以及他人的行為。沿著亞當·斯?的方向，趙曉博士提出了“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無教堂的市場經濟”這種具有建構性的命題。我們相信這樣的命題對國家、對社會、對時代、對企業都有巨大的警醒作用。

　　    沿著這樣的向度，我們回望自己，不禁驚歎。大量鋪排的國有企業並沒有解決制度元命題，他們的方法論是政府的，政治的，甚至是意識形態的，他們用壟斷的姿態占有過多的資源，這導致真正市場化的企業競爭能力疲軟，並最終成為國際產業鏈中的犧牲品。

　　    怎麼辦？我無意在這里僅僅提倡形而上的宏大思索，技術方面的革新同樣是我們的企業必須面對的任務。在這方面，我們的拿來主義姿態歷來是與時俱進的。一連串的新概念正在對著我們紛至沓來。新戰略，新營銷，全球範圍內成功的企業案例，以及圍繞人力資源而來的人性建設，都在把我們帶到一個紛繁的新興企業時代里。只是我們的社會太需要一個更加寬闊的視野了。我們應該一手拿起制度，一手拿起工具，朝著我們的百年大企業之夢，小心謹慎地行走。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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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下的中國，很少有人能把經濟學的常識寫得如此靈性而且優美。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經濟學美文，以至於讀者不得不感歎，原來經濟學像詩歌一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