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不能與新技術失之交臂
前幾天，一位熟悉計算機技術的朋友很郁悶地跟我說，國外著名的網路存儲服務Dropbox無法登錄了。我能理解他的煩惱，據我所知，Dropbox是一個優秀的在線存儲服務，通過雲計算實現網際網路上的文件同步，用戶可以存儲並共享文件和文件夾。這是一種嶄新的互聯網技術。此前，中國寬帶產業基金的田溯寧先生不論在何種場合，都在極力傳播雲計算的理想。他甚至認為，中國人如果抓住了雲計算這項新技術，那麼在互聯網領域，就再也不會受他人控制了。田先生還談到，一家互聯網公司退出中國市場，當然無傷大雅，但google代表了今天互聯網行業最新的技術，這很有可能導致在未來幾年中國的新經濟將在技術層面落後於人。
我對田先生的如此表述當然深表贊同。關於中國經濟，無論我們高舉什麼意識形態，新技術的門檻，任何人都無法繞開。某種意義上，掌握了新技術，經濟就會出現新的發展，反之，倒退、落伍，便是必然的結果。
由此我想到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在今天看來，分明就是中國人對國際貿易技術的野蠻抵制，但在當時當地，朝廷的理由，卻是國家安全。明朝初年，朱元璋立下“不許寸闆下海”的祖訓，中途，“海禁”政策一度鬆弛，使得鄭和有機會率領豪邁的船隊遠渡西洋。不過有意思的是，鄭和一路西行，卻沒有任何國際貿易行為，朝廷耗資巨大，只是為了展示國家形象。事實上，朱氏明朝並非完全不了解貿易的重要性，但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在對外貿易問題上，採取了一種名為“懷柔遠人”的策略，即允許一部分國家通過“朝貢”的方式進行中外貿易。這意味著在國內，所有試圖進行國際貿易的中國人，統統被視為有罪。為此，朝廷甚至放棄舟山等沿海島縣，用武力強迫沿海居民內遷。一份叫做“通番禁令”的文件不斷被重申，規定“滨海居民不許與外洋番人貿易”，頒佈“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等嚴刑酷法，又在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地區修築海防工事，建立嚴密的“巡檢”制度。一直到明朝末年，這些閉關鎖國的措施，還被視為基本國策，老百姓不得越雷池半步。
歷史的吊詭之處就在這里。與其認為明朝海禁是為了阻止外國人的對華貿易，不如說是為了封殺中國人自己的國際貿易行為。歷史書上似乎已成定論的“抗倭”戰爭，表面上屬於保家衛國的民族之戰，實際上卻很有可能只是朝廷動用軍隊趕殺一群生意人。如此，橫跨明朝歷史幾百年的海禁政策，最終沒有確保朱氏朝廷千秋萬代，它不過是中國歷史的又一次興衰更替，是中國人畫地為牢的又一個笑柄。這樣愚蠢的政策唯一的歷史意義，就是讓中國人與國際貿易這種新興的經濟技術擦肩而過，使得中國人直到今天，仍然對國際貿易的規則與模式如瞎子摸象，一知半解。
工具理性意義上，任何一種性質的閉關鎖國，都是對某種新技術的排斥。作為中國人傷心往事的鴉片戰爭，也可以沿用這樣的分析框架加以解讀。在充分彰顯民族主義落後就要挨打的悲情之後，我們仍然必須強調，鴉片戰爭一開始只能定義成一次貿易戰爭，雖然這樣的貿易過程中明顯帶有暴力、野蠻和毒品色彩，但貿易仍然是最主要的方法。其次，等到真正的兵戎相見，我們發現，中國人和列強之間的抗衡，事實上是一種對新技術的抗衡，這包括了武器裝備、貿易談判等諸多技術指標。可歎中國人還處在長矛短刀的冷兵器時代，而列強的手里，卻是步槍與火炮。新技術的缺席，再一次將中國人拖後。一個不太恰當的設想是，如果沒有列強發動鴉片戰爭，如果中國一直堅持明朝的海禁政策，我們與西方工業革命的技術成就還要隔離多久呢？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本質意義上也屬於一種技術層面的拿來主義。這紛紛揚揚的30年發展，首先是一種發達國家新技術的為我所用，其次是對國際市場的技術性參與。中國最近一百年的歷史，基本上是一部“師夷之長以制夷”的歷史，而最近30年，並沒有走出這一歷史軌迹。
不過，可以肯定地說，正是這技術更新的30年，正是靠著技術層面的拿來主義，靠著全球化貿易的市場拓展，中國經濟才有了今天看上去不錯的氣象。
顯然，這是一條已經被歷史驗證為成功的發展思路。所以在今天，任何對新技術的漠視與排斥，不論以何種理由，都是一種對歷史的無知、對時代的扭曲、對發展的曲解、對國家的不負責任。我們再也不能與新技術失之交臂了，真正的技術與利益集團無關，真正的技術有助於國家的發展，有助於人的自由。只有那些心胸狹窄的組織和個人，才會匪夷所思地拒絕新技術。他們這樣做，最終的結局，必定是被這個洶湧的時代彻底抛棄。
在當下的中國，很少有人能把經濟學的常識寫得如此靈性而且優美。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經濟學美文，以至於讀者不得不感歎，原來經濟學像詩歌一樣美。
我對田先生的如此表述當然深表贊同。關於中國經濟，無論我們高舉什麼意識形態，新技術的門檻，任何人都無法繞開。某種意義上，掌握了新技術，經濟就會出現新的發展，反之，倒退、落伍，便是必然的結果。
由此我想到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在今天看來，分明就是中國人對國際貿易技術的野蠻抵制，但在當時當地，朝廷的理由，卻是國家安全。明朝初年，朱元璋立下“不許寸闆下海”的祖訓，中途，“海禁”政策一度鬆弛，使得鄭和有機會率領豪邁的船隊遠渡西洋。不過有意思的是，鄭和一路西行，卻沒有任何國際貿易行為，朝廷耗資巨大，只是為了展示國家形象。事實上，朱氏明朝並非完全不了解貿易的重要性，但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在對外貿易問題上，採取了一種名為“懷柔遠人”的策略，即允許一部分國家通過“朝貢”的方式進行中外貿易。這意味著在國內，所有試圖進行國際貿易的中國人，統統被視為有罪。為此，朝廷甚至放棄舟山等沿海島縣，用武力強迫沿海居民內遷。一份叫做“通番禁令”的文件不斷被重申，規定“滨海居民不許與外洋番人貿易”，頒佈“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等嚴刑酷法，又在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地區修築海防工事，建立嚴密的“巡檢”制度。一直到明朝末年，這些閉關鎖國的措施，還被視為基本國策，老百姓不得越雷池半步。
歷史的吊詭之處就在這里。與其認為明朝海禁是為了阻止外國人的對華貿易，不如說是為了封殺中國人自己的國際貿易行為。歷史書上似乎已成定論的“抗倭”戰爭，表面上屬於保家衛國的民族之戰，實際上卻很有可能只是朝廷動用軍隊趕殺一群生意人。如此，橫跨明朝歷史幾百年的海禁政策，最終沒有確保朱氏朝廷千秋萬代，它不過是中國歷史的又一次興衰更替，是中國人畫地為牢的又一個笑柄。這樣愚蠢的政策唯一的歷史意義，就是讓中國人與國際貿易這種新興的經濟技術擦肩而過，使得中國人直到今天，仍然對國際貿易的規則與模式如瞎子摸象，一知半解。
工具理性意義上，任何一種性質的閉關鎖國，都是對某種新技術的排斥。作為中國人傷心往事的鴉片戰爭，也可以沿用這樣的分析框架加以解讀。在充分彰顯民族主義落後就要挨打的悲情之後，我們仍然必須強調，鴉片戰爭一開始只能定義成一次貿易戰爭，雖然這樣的貿易過程中明顯帶有暴力、野蠻和毒品色彩，但貿易仍然是最主要的方法。其次，等到真正的兵戎相見，我們發現，中國人和列強之間的抗衡，事實上是一種對新技術的抗衡，這包括了武器裝備、貿易談判等諸多技術指標。可歎中國人還處在長矛短刀的冷兵器時代，而列強的手里，卻是步槍與火炮。新技術的缺席，再一次將中國人拖後。一個不太恰當的設想是，如果沒有列強發動鴉片戰爭，如果中國一直堅持明朝的海禁政策，我們與西方工業革命的技術成就還要隔離多久呢？
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政策，本質意義上也屬於一種技術層面的拿來主義。這紛紛揚揚的30年發展，首先是一種發達國家新技術的為我所用，其次是對國際市場的技術性參與。中國最近一百年的歷史，基本上是一部“師夷之長以制夷”的歷史，而最近30年，並沒有走出這一歷史軌迹。
不過，可以肯定地說，正是這技術更新的30年，正是靠著技術層面的拿來主義，靠著全球化貿易的市場拓展，中國經濟才有了今天看上去不錯的氣象。
顯然，這是一條已經被歷史驗證為成功的發展思路。所以在今天，任何對新技術的漠視與排斥，不論以何種理由，都是一種對歷史的無知、對時代的扭曲、對發展的曲解、對國家的不負責任。我們再也不能與新技術失之交臂了，真正的技術與利益集團無關，真正的技術有助於國家的發展，有助於人的自由。只有那些心胸狹窄的組織和個人，才會匪夷所思地拒絕新技術。他們這樣做，最終的結局，必定是被這個洶湧的時代彻底抛棄。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選擇》
在當下的中國，很少有人能把經濟學的常識寫得如此靈性而且優美。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經濟學美文，以至於讀者不得不感歎，原來經濟學像詩歌一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