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於實驗的一代人

　　    歷史真是其來有自！今天的中國企業家顯然與歷史有關，從洋務運動到今天，可能我們的企業家一直在探索之中，或者說一直處在某種試驗狀態。他們之中極少有人能最終成為大器，他們所管理的企業絕大多數將成為過眼雲煙，他們只不過是我們這個複雜又多難的國家在通向自由經濟的過程中必需的實驗品。

　　    有一個常識需要重複：當我們有意識地違背一些普世性真理，我們就應該做好失敗的準備。或者，當我們在一個落後的整體環境中，有意識地忽視常識，而用更多的力量尋求局部利益，那麼等待我們的很有可能是全局性的失敗。

　　    一個現象擺在這里：在我們的企業家強調環境與戰略要相匹配的時候，我們過多的是在思考戰略，卻有意識地忽略了環境。在一個模仿的時代，我們模仿了別人的技術，卻有意識地忽略了別人的制度。

　　    經濟學家沃森提出了“後發劣勢”的概念，“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對後來者的詛咒”。沃森認為，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制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由於是後發國家，所以可以在沒有基础制度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模仿實現快速發展。沃森的意識是，落後國家由於模仿的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沒有好的制度的條件下，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別是落後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制度比較困難，因為要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但是，落後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隐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

　　    2002年，經濟學家楊小凱曾經在“天則”做過這方面的演講，並成為當時著名的學術事件。楊先生曾經援引諾斯和溫格爾的觀點，指出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功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現象，而是1688年光榮革命建立了上面說的這樣一套憲政遊戲規則。比如說專利制度，它沒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還有普通法中規定了自動註冊的制度，也就是保護私人企業剩餘權的制度。這些使得技術發明可以賺錢，從而大大推動了技術商業化發展和技術進步。有了這些，才會有工業革命。而當時的法國則明顯不同，老是強調政府的科技獎勵制度，就是由政府來判斷獎勵誰不獎勵誰，這必然阻礙了它的技術的商業化。

　　    楊先生認為，在20世紀前，靠國有企業，專制制度和中央計劃絕不可能實現成功的工業化。但是蘇聯1930年代卻用專制制度，國有企業和中央計劃，通過模仿資本主義成功的工業化模式和技術實現了工業化。這種短期的成功，曾經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很大的批評，但是今天我們看到，它同時也使俄國憲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至今沒有穩固建立起來。俄國人民為此付出了極高的代價。不但長期經濟發展受損，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致死。蘇聯的失敗是一個後發劣勢的典型例子。

　　    有意思的是，相當多的中國人對自己的歷史似乎並不了解。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國，用國有制(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制(官督商辦)，通過模仿香港和臺灣的勞力密集產品出口導向新工業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術來實現工業化，並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這幾乎成為當時政府最驕傲的政績之一，很多鄉鎮企業相當於洋務運動中的官商合辦和官督商辦。這種極落後的僅僅盯住技術、不著眼於制度建設的企業形式，被很多人贊美成偉大的“制度創新”。

　　    感謝市場規律，那些曾經風光的鄉鎮企業，如今已經所存無幾了，一批企業死亡，另一批企業被改組為民營企業。從這個時候開始，中國企業家的思考總算有了一點微小的進步。這是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進步，後來那些真正有思想能力的企業家，都是從這里出發。讓我們把這樣的進步看成是一個轉折之地，過去是烏有之鄉，而未來則腳踏實地。中國企業家的思想價值由此凸顯，並將最終成為我們歷史課本里最為醒目的一部分。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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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下的中國，很少有人能把經濟學的常識寫得如此靈性而且優美。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經濟學美文，以至於讀者不得不感歎，原來經濟學像詩歌一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