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重新界定政府與社會的邊界：三中全會精神靈魂之二

　　我們現在看到的“社會”是非常可怕的社會。為什麼呢？管理全部錯位了呀，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一個新思維，就是透過政府治理界定政府與社會的邊界。一個健全的社會一定是政府承擔公平責任和社會自我治理充滿活力的狀態。而現實呢，恰恰相反：本該由政府承擔公平和平衡社會責任的，例如教育、基本住房、醫療、養老等，卻被我們相當程度地市場化了，這樣社會怎麼會穩定呢，所以會出現“維穩越維越不穩”的現象，這部分社會，我給起個名字叫作“過度市場化的社會”。

　　另一方面，本來社會能夠實現有效自我治理的，政府卻不厭其煩又不負責任地給人家管理起來，或者你本來沒有能力和精力管理卻不讓人家去自我管理，例如足球、職稱、社區、行業、村莊，等等。結果怎麼樣，大家都看到了，是“越管越亂”，這部分社會我也給它起個名字，叫作“過度管理的社會”。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兩種社會亂象，說到底就是沒有搞清楚“社會與政府”的邊界問題，是兩者之間關系錯位的結果。

　　那麼好了，我們的社會就是由這兩部分組成的：一部分由政府直接辦的，政府直接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和系統，例如基本住房、基本醫療、基礎教育和基本養老等，政府承擔公平和平衡的社會責任；另一部分由社會自我治理的，社會充滿活力的，這部分你放權了、放開了，自然會減輕國家負擔。其產生的沖突呢？有國家憲法、民法、刑法和其他相關法律來平衡嘛。

　　回過頭來，我還要說說我們現在的社會狀態，不是各位所說的“強政府弱社會”，而恰恰是“弱政府弱社會”狀態；中國迫切需要轉型到“強政府強社會”的狀態。為什麼會出現“弱政府弱社會”的狀態呢？就是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的事，而應該管好的事卻沒有精力管好或者不敢去管，所以政府就不強大，很虛弱。即便像城管這樣貌似強大的綜合執法部門，也只是表面強大而已，聽聽民間諷刺的聲音和調侃就該知道它有多虛弱了。同時，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的事，越過了“政府與社會”的邊界，其結果就是傷害了社會，降低了社會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出現了“弱社會”的狀態。一個強大的好的社會應該能夠依法自我管理而又不給政府找麻煩。

　　對於如何重新界定“政府與社會”的邊界，是本書的寫作重點，因為這是基本的民生問題。對於第一部分，就是政府該承擔公平平衡責任的社會部分，最應該避免的就是“過度市場化”。比如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和農業，政府應該承擔主要的管理責任，尤其是資金投入方面的責任。而我們過去的改革，就是在這些領域，高舉著產業化的大旗，“大躍進”式地開始了市場化進程。各位應該熟悉這些口號吧：“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房地產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等。一個社會的和諧穩定，就是要求政府在這些方面承擔起公平平衡的責任。

　　另一部分，應該由社會自我治理的部分，卻出現了“被過度管理，越管越亂”的現象，這就是權力這個幽靈在作怪。我們的政府是典型的大包大攬型政府，既然大包大攬，你就要承擔大包大攬的責任，所以我們的百姓，形成了出問題就找政府的習慣。在這裡，我就問了，你有那麼大能耐把一切事都辦好並讓每個老百姓都滿意嗎？你為什麼要把一切責任都主動攬到自己身上？說到底還是權力這個怪物在作祟。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說，要把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裡。要我說把權力關在籠子裡，也不是那麼容易的，還不如讓掌握權力的人擁有盡量少的權力，也就是我前面所談的利用五闆斧削弱政府權力，把政府和市場以及社會的邊界厘清，把大部分權力下放給社會和市場，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也會激發社會活力和老百姓的創造力。然後再把剩下的盡量少的必須由公權力機構掌控的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裡。這樣你政府該承擔的責任也就少了，老百姓找你政府麻煩的機會也就少了。

　　為什麼說權力這個東西是個怪物呢？它的本質就是要掙脫束縛，就是要說了算，它無孔不入，千方百計地躲避控制；就像資本的本質是攫取超額利潤，企業的本質是壟斷一樣。所以現代社會都想方設法盡量減少公權力並規制各種公權力，所以大家都稱現代政府是有限政府。同樣在資本市場領域，發達國家都實施嚴刑峻法；在企業方面，都嚴格實施《壟斷法》。為什麼呢？因為資本、企業壟斷也能衍生出侵犯公共利益的權力，侵害老百姓的直接利益，這些權力都應該關在制度的籠子裡。如果不這樣做，任你怎麼改革都不會成功。

　　那麼如何界定“政府與社會”的邊界呢？必須下放權力，放松管制，沒有別的辦法。舉例來說，首先可以取消多如牛毛的職業資格考試、證書及其延伸的培訓。各位知道嗎，在這些方面企業都叫苦不叠，這是否間接證明我們的教育失敗呢？那我又問為什麼世界500強都有自己的培訓?系呢？員工是否合格，完全是企業自己的事嘛，你搞證書和考試，我認為除了賺錢，沒有其他目的。我看除了醫生和燒鍋爐的，其他的國家都不要管。律師，由律師協會來管嘛。還有以政府名義舉辦的各種會展、各類職稱評定、各種評獎、各類運動會、各類培訓、社區管理、村莊管理、高校專業和課程設置、學校教材選擇，等等，都應該全部下放給社會。這些領域都形成了相對固定的利益藩籬，必須打破，還社會一個自由的藍天。

　　當然，政府不管了，是不是“政府與社會”的邊界就自然界定出來了？沒那麼容易。現在有個說法，交給社會組織去管理，但那些社會組織和那些所謂的事業單位是什麼？我告訴各位，那很可能是比政府管理還要壞的組織，因為它可以明目張膽地收錢呀。在本書中，我以足球為例，分析了如何劃分政府、社會組織和市場的邊界。讀者可以閱讀本書第九章“中國足球，拒絕幻想！”。

　　“過度市場化的社會”，為什麼我強調“過度”二字，是因為在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領域仍然存在著“社會、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邊界。所以說，這三者之間邊界的確定，是個細活，不是喊喊口號或者簡單粗暴地劃分就能解決問題的。關於如何劃分“政府與社會”的邊界，我選取了幾個讀者關心的民生議題進行讨論，讀者可以閱讀本書的第十章“誰在推動醫改：從葛蘭素史克到俄羅斯免費醫療”、第十一章“以房養老，老無所依”、第十二章“北京房產新政：‘自住型商品房’”和第十三章“我為什麼反對教育部減負令？”，大家自然會得到答案。

本文摘自《改革如何再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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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習李新政”到18屆三中全會，本屆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勇氣與決心來推進改革，對此，一向直言不諱的郎鹹平將作何評判？三中全會的《決定》長達60條，郎鹹平如何用自己發明的8張圖簡明生動地為讀者進行闡釋？對於改革攻堅戰——從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到教育、醫療、養老等民生大考，以及改革突破口——金融開放和上海自貿區的嘗試，郎鹹平這次又有什麼話要說？面對重重阻力，中國究竟能否真正實現“二次創業”，改革如何再出發？請看《郎鹹平說：改革如何再出發》全新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