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夢空間》與亞當·斯密

　　《盜夢空間》和《盜夢偵探》的經濟啟示：經濟時代的轉變就像夢境轉變一樣，充滿動蕩，暗藏玄機，遍佈風險；自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學就喜愛穩定、厭惡失衡，但不穩定的結束未必是穩定的開始，多元化並非內生穩定，多元時代仍需政策搭配。

　　歌德說：“錯誤同真理的關係，就像睡夢同清醒的關係一樣，一個人從錯誤中醒來，就會以新的力量走向真理。”令人遺憾卻又發人深省的是，走向真理，並不意味著到達真理；從睡夢中醒來，更不意味著走出混沌。2010年大名鼎鼎的美國動作電影《盜夢空間》，及其致敬的2006年鮮為人知的日本動畫電影《盜夢偵探》都向人們展示了一種另類的可能：夢境是可以嵌套的，虛幻是可以堆疊的，夢境的破碎往往並不必然對應著真實的重建，而是夢境的再生和虛幻的複製。

　　偉大電影的偉大之處，不僅僅在於構建了斑驳絢麗的光影世界，更在於映射了複雜曲折的現實萬象。人類的貨幣史就像是層層嵌套的盜夢空間，每一次“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都帶著崩潰的刺痛將人類從一重夢境的虛幻和錯誤中喚醒，又帶著隐晦的狡詐將人類抛向另一重潛藏的風險和錯誤的夢境。而人類的短視和自負恰恰體現在夢境的穿梭之中，對登出世界的不穩定記憶猶新，卻對登入世界的不穩定視若無睹，如此的傲慢和偏見正是人類從一個錯誤走向另一個錯誤、從一場危機走向另一場危機的根源所在。

　　促成人類貨幣史第一次“夢境轉換”的刺激式危機是“大蕭條”。大蕭條之前，源自亞當·斯密的古典主義自由思想在西方世界深入人心，大蕭條爆發後，全球性的“市場失靈”讓整個經濟世界在恐慌、猜忌、紛爭中亂成一團，並迅速走向多米諾骨牌式的連環崩潰。痛彻心扉的衰退將國際貨幣體系從危機前的“純粹自由主義的失序時代”帶入危機後的“霸權時代”。在夢境轉化初期，乃至其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堅信，群龍無首的失序是不穩定的，而霸權則能帶來穩定。就像“霸權穩定論”（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創始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自由派經濟學家金德爾伯格在其名著《蕭條中的世界，1929—1939》中所指出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歷史的主要教訓是，世界經濟想要穩定，就必須有個穩定者，有一個穩定者”；而國際學者吉爾平的觀點則更具代表性，“國際自由經濟的存在少不了要有一個霸主，歷史經驗表明，沒有一個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強國，國際經濟合作極難實現或維持，沖突將成為司空見慣的現象”。在第一次夢境轉換後的幾十年里，美國在全球經濟、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霸權力量也的確對促進全球經濟增長、維持國際金融秩序穩定起到了較大的積極作用；但隨著全球經濟結構的改變和美國對自身超然地位的濫用，霸權的穩定力量日漸式微，霸權時代的夢境空間再一次變得脆弱不堪。

　　於是，正如我們現下經歷的歷史一般，百年難遇的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正引導著人類貨幣史的第二次“夢境轉換”，將沉迷於透支增長的人類從“霸權時代”帶入一個嶄新的“多元時代”。在市場沖擊和各界熱議的熏陶下，人們對霸權時代的不穩定性熟稔於心，對朝向多元時代的轉換態勢也心知肚明，自然而然的，對多元時代的向往和期許也如影隨形。正是這種危機中的盲從和輕信，帶來了另一個不易察覺的新誤解——多元是內生穩定的。

　　從哲學的角度剖析，這種誤解的產生源自危機沖擊下唯物與唯心的交錯、纏雜和碰撞。危機帶來的傷害如此痛入骨髓，以至於人們從主觀意識上自發認為，霸權是“壞”的，而即將取而代之、孕育著希望的多元則是“好”的，“好”的自然也就是穩定的。這種唯心的主觀論調實際上忽略了關鍵性的一點：從霸權時代走向多元時代，並不是因為“好”的事物必然將取代“壞”的事物，而是全球經濟和國際金融發展的大勢所趨決定了貨幣史的夢境輪轉。

　　抛卻主觀價值判斷，站在客觀的立場分析，多元並不是內生穩定的，多元時代的不確定性甚至大大超出霸權時代，而多元時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也是遠遠大於霸權時代。一方面，從短期看，國際金融秩序從霸權時代轉向多元時代的引爆點是金融危機，而危機的救助、化解和平复迫切需要更強、更有力的區域性和全球性兩個層面的政策協調。在霸權時代，危機救助這種政策領域內的“公共產品”往往是由霸權國家所提供，但2008—2013年的金融危機之所以與衆不同，恰恰正是因為危機核心始終在發達國家內部輪轉，從美國到歐洲，前後兩個危機震心所在的強勢經濟體都處於內憂外患之中，應接不暇之餘很難向彼此伸出援手。而盡管媒體熱衷於炒作“新興市場拯救發達國家”，但實事求是地看，新興市場既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救助體量遠大於己的美歐，也無法回避自身並未同全球經濟“脫鈎”的現實，其增長“失速”和起飛“著陸”已然?其置身於週期性回落的憂患之中。接踵而至的危機、廣泛傳染的風險、霸權國家的危難和新興市場的困境交織在一起，使得任何單一政策行動都變得無力而又危險，而全球範圍內政策目標、政策手段、政策效應的主動或被動協調則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從長期看，國際金融秩序從霸權時代轉向多元時代的物質基础是全球經濟多元化，多元化的另一面則是差異化，差異化的复蘇意味著差異化的政策需求，而差異化的政策需求比之以往更需要全球層面的政策協調。風物長宜放眼量，即便是百年難遇的危機也僅僅是歷史夢境轉換的引爆器，其自身也終將變成逝去的歷史。步入長期的後危機時代，危機時代的“基本面趨同效應”和“政策協同效應”將逐漸縮小並消失，自然禀賦、制度特徵、增長模式、歷史沿革和風險結構的內在差異將使得全球經濟呈現出“和而不同”的差異性特徵。不僅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速差異一如既往，而且兩大集團內部的分化也更趨明顯。在發達市場內部，美國經濟的复蘇韌性和增長質量高於歐洲和日本；在新興市場內部，“金磚五國”的复蘇力度要高於其他國家，亞洲新興市場的复蘇力度要高於中東歐、非洲和南美新興市場，中國和印度的复蘇穩定性則要高於同為“金磚五國”的俄羅斯、巴西和南非。复蘇差異性的波動加大導致复蘇利益爭奪更趨劇烈，全球政策博弈更趨複雜，各國綜合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產業政策和結構調整政策保護本國經濟利益並增強自身競爭力的內生欲望和實際能力不斷增強。多元中的各個“元”在個體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更容易產生彼此矛盾、沖突並於整體利益不利的政策博弈結構，如果沒有更廣泛、更有力、更緊密的政策協調，那麼博弈將自發地把全球經濟從基本面上的“和而不同”導向政策面上的“以鄰為壑”，最終引致一個集體非理性的尴尬結局。

　　概而言之，次貸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引爆了人類貨幣史從“霸權時代”向“多元時代”的第二次夢境轉換。在這一虛虛實實的時代變遷過程中，人們很容易唯心地高估多元時代的內生穩定性。實際上，從夢境轉換的引爆因素和物質基础兩個方面深層次分析，多元時代並不是內生穩定的，其蘊藏的不確定性甚至更多，而霸權時代“霸權國引領—非霸權國跟隨”的政策自發協調機制也將彻底失靈。自亞當·斯密開啟了經濟學的現代化以來，經濟穩定一直是人類追求的目標，穩定既然無法內生，就只能外生，只有通過更具規模、更具效力的政策協調才有望實現多元時代的經濟、金融穩定。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實現全球政策協調的改進？方向有五個。

　　其一，改進全球政策協調首先需要接受全球“不協調”的客觀潮流，放棄對“單極”穩定的無謂期盼。之所以全球政策協調舉步維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許多習慣於霸權時代“跟隨式協調”的國家並未真正認識到基本面“不協調”的趨勢性和政策協調的重要性。從根本上看，全球經濟多元化和差異化的本質屬性是新時期全球政治發展趨勢的經濟映射。正如亨廷頓博士在其名著《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言：“冷戰後，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沖突。在未來的歲月里，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文明的沖突引致經濟的差異，這種差異本身既是不可回避的，也是不可根治的，唯有協調方可引致穩定。但值得強調的是，協調僅僅是協調，並不意味著全球政策的統一制定。無論是對重啟金本位的莫名期許，還是對單一超主權國際機構或國際貨幣的美麗憧憬，都是不切實際的。歷史從不倒退，任何本質上重新回歸“單極”的選擇都將被經濟、政治多元化的歷史洪流沖垮。

　　其二，改進全球政策協調需要減輕甚至消除全球範圍內的“信息不對稱”，避免走入政策博弈的囚徒困境。博弈論的經典理論案例很直白地表明，在信息不對稱的背景下，不同決策者彼此分割的政策選擇將引致“你死我亡”的劣質博弈均衡，個體理性不可避免地導致集體非理性。2011年則提供了一個鮮活的現實案例：由於對彼此經濟狀態和金融市場狀況缺乏足夠溝通，上半年，大部分國家的貨幣當局，包括歐洲央行都在虛幻的“全球大通脹”壓力下進行了加息；而下半年出人意料的形勢逆轉又將全球經濟逼入二次探底的險境，許多貨幣當局，包括歐洲央行，又不得已地改弦易轍，再度降息。如此反复不僅讓這些國家喪失了有效管理自身風險的先機，又減弱了其應對外部風險傳染的能力。避免集體非理性的尴尬，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打開信息隔閡，讓個體決策擁有更真實、更充分的公共信息基础。而消除全球範圍內的信息不對稱，勢必需要增加並增強國際政策交流的高層平台。其實，人們不必對G20峰會、APEC峰會之類的全球性高層對話平台產生什麼樣的“共同協定”太過糾結，只要有足夠的信息交換，其對全球博弈和政策協調的潛在改善功效就不容忽視。

　　其三，改進全球政策協調需要增強超主權國際機構的救助能力和協調能力，避免危機的頻繁出現和不斷升級。盜夢空間是不穩定的，而比某一個不穩定夢境更不穩定的，則是夢境的頻繁切換。追求多元時代的經濟穩定，迫切需要避免作為夢境切換引爆器的金融危機反复惡化並不斷升級。而這則需要對超主權國際機構救助能力和協調能力的有力夯實，超主權國際機構不是統一政策制定的平台，而是凝聚多元中各“元”救助能力的平台，唯有增強這個平台的凝聚力，各國才更有希望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挑戰。

　　其四，改進全球政策協調需要加強區域性政策協作，避免“珠圓玉潤”的多元演化為“棱角分明”的多極。多元和多極是兩個概念，前者蘊含著每一個元內部的協調和均衡，而後者則對應著單一元內部的霸權和失序。避免多元演化為多極，需要加強區域金融市場的建設，進一步消除各大區域內的貿易壁壘，加強區域內的要素流動，讓每一個元都能實現內部和諧的共同發展，進而讓區域內政策協調具有更強的物質基础，並為各“元”間的政策協調奠定基础。

　　其五，改進全球政策協調需要加大對弱勢群體的資源轉移，避免馬太效應的激化。政策協調的必要性來自於全球經濟的差異性，減少協調的難度，本質上需要減輕全球經濟的差異性。盡管差異性難以根治，但可以通過強勢群體向弱勢群體的資源轉移加以緩解。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全球政策協調和全球反貧困本質上是同一場戰役，反貧困不是強勢國對弱勢國的施舍，而是兩者相互協調、互促共進的需要，因此各國、特別是強勢國家，應投入更多、更大的力量避免馬太效應的激化，這將是利人利己、功在千秋的理性選擇。

　　相關電影：《盜夢空間》（Inception）

　　程實微評：夢境和現實一樣真實，現實和夢境一樣虛幻。《盜夢空間》講述了一個專業團隊在多重夢境中不斷穿越的故事。說實話，這是一部大量消耗腦細胞的影片，和《蝴蝶效應》有很多神似的地方。如果不是非常聚精會神，你很難搞清楚帥哥萊昂納多在不同場景中翻騰跳躍、耍酷賣萌究竟是為了什麼。為了愛情、為了救贖、為了金錢、為了科學，還是為了其他更深邃又更不可告人的秘密？其實，我已經完全記不清了，我只記得：分清夢境和現實，只需轉個陀螺就可以。陀螺停下，那就是現實。最後，我內心一直藏著一個邪惡的疑問：為何這部電影總是讓我聯想到王朔的《給我頂住》呢？

　　相關電影：《盜夢偵探》（Paprika）

　　程實微評：《盜夢空間》的靈感來源；如果喜歡宮崎駿，一定要看看今敏的電影。《盜夢偵探》還有一個很四川的名字叫《紅辣椒》，它的劇情、音樂、圖像和構思，甚至包括海報，都給人一種火辣辣的灼燒感。從內容上看，《盜夢偵探》和《盜夢空間》極其神似，也是一個關於在夢境中識破陰謀、發現真相並找到真愛的故事，可敬的是，它的拍攝要比《盜夢空間》早了許多。該片導演是日本動漫大師今敏，在很多人眼里，他的成就並不遜於宮崎駿。在短短47年人生里，今敏留下了許多或是發人深省、或是感人至深的作品，除了這部《盜夢偵探》，《東京教父》是我最喜歡的，另外還推薦《千年女優》和《未麻的部屋》。其實，每每想起《盜夢偵探》，那些古怪物什在大街上遊行時的背景音樂就在腦中回蕩，實在是詭異、奇妙而又攝人心魄，就像今敏作品的風格，飄逸、跳躍又帶著一點溫暖的感覺。

本文摘自《與亞當·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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