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的英雄（1）

　　凱恩斯怎樣成為哈耶克的偶像，1919～1927年

　　經濟學歷史上最偉大的辯論始於一個小小的借書請求。1927年年初，一位年輕的維也納經濟學家寫信給英國劍橋國王學院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借一本寫於50年前的經濟學教科書，是弗朗西斯·伊西德羅·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所著的名字怪怪的《數理心理學原理》（Mathematical Psychics）。凱恩斯在一張明信片上寫了一行回复：“很抱歉，我也沒有多餘的《數理心理學原理》。”

　　為什麼名不見經傳的哈耶克，找到了盡人皆知甚至可算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呢？對凱恩斯而言，哈耶克的請求無非是他脹鼓鼓郵袋里的一封尋常來信罷了。劍橋大學的經濟學異聞錄里並未收入哈耶克的請求，可他本人卻早有自覺，深知自己大膽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會給後代留下饋贈，頗有先見之明地留下了每一份潦草的筆記、每一封簡短的信件。他過世後發表的論文，尚在編輯時就足足有13卷。而且，哈耶克當時似乎就充分意識到了自己借書請求的重要意義。他把凱恩斯平淡的回复視若珍寶，當成私人紀念品和事業獎杯般保存了整整65年。如今，這張明信片留在加利福尼亞州帕洛阿爾託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哈耶克文存里，它確鑿地證明：有關政府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世界經濟之命運這一激烈辯論，發起第一輪試探的是哈耶克。

　　哈耶克之所以對埃奇沃思感興趣，是因為後者詳盡探讨的一個主題，後來也吸引了凱恩斯和哈耶克兩人的視線：稀缺資源怎樣能最好地將“追求愉悅的能力”發揮至最大限度。書名令人望而生畏，叫《數理心理學原理：數學在倫理學中的應用》（Mathematical Psychics：An 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to the Moral Sciences），出版於1881年，是埃奇沃思最出名的作品。它預料到下個世紀經濟學家纏鬥不休的大量辯論主題，包括“自由競爭”、“博弈論”等概念，以及經濟將達到每一個身強力壯的成年人都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的信念—這是凱恩斯與哈耶克之間漫長戰鬥的最重要議題。埃奇沃思還是貨幣理論及貨幣體系的早期論述者—在這一領域，到1927年時，凱恩斯和哈耶克也分別做了詳盡的闡述。這里有一個促使哈耶克向凱恩斯求助的小借口：1911年，凱恩斯接任了埃奇沃思在《經濟學雜志》（Economic Journal）的編輯職位。

　　但哈耶克為什麼會認為凱恩斯家裡囤積著《數理心理學原理》，就好像後者偷偷藏了一地窖埃奇沃思那令人望而生畏的著作，原因實在很難揣測。雖說哪怕英國經濟學家也沒幾個人記得住埃奇沃思，可《數理心理學原理》這本書並不難找。英國經濟學派（以凱恩斯在英國劍橋的導師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為中心）2和歐洲大陸經濟學派（以資本投資理論為焦點，以哈耶克在維也納的導師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為首）3固然有著深刻的分野，但兩大陣營的接觸卻很頻繁，誤解也不淺。馬歇爾的經濟學以對這門學科的常識性認識和企業實際運營為基础，源自將英國造就成歷史上最成功商業國家的濃厚重商主義傳統。奧地利學派的諸多概念則更侧重於理論和機理，源自對企業如何運作的智性理解。

　　奧地利人大多懂英語，熟知英國傳統，甚至為之折服；而英國人基本上不懂德文，也忽視奧地利和德國理論家的作品。但對學者們而言，國境線並不能阻撓思想的交流。書籍和期刊的交換往來，在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都不曾中斷，哪怕學者們置身戰壕的兩邊。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是凱恩斯在劍橋的朋友，又是哈耶克的遠親，4他曾在奧地利軍隊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駐紮在意大利前線。當時，他寫信給凱恩斯說：“你能不能寄一本劍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的新書給我，等仗打完了我付錢給你。”5凱恩斯及時地照辦了。6

　　就算哈耶克在維也納大學藏書無數的圖書館里找不到《數理心理學原理》，接下來就向素昧平生又舉世聞名的凱恩斯伸手，也未免有失分寸。凱恩斯可不僅僅是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教研究生經濟學的普通教員。42歲時，他因代表英國財政部出席巴黎和會而名滿天下。巴黎和會上簽署的《凡爾賽和約》，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凱恩斯向公衆揭示了巴黎和會上彌漫著強烈的排外心理和民族仇恨，他不光在英國成了名人，在整個歐洲尤其是德奧兩個戰敗國也成了名人。

　　凱恩斯對經濟學和公共財政的成熟認識相當引人矚目，英國1914年9月剛一宣戰，政府就延攬他去跟美國債權人磋商一筆巨額貸款。這筆貸款數目極大，不僅是因為英國在全世界的戰爭活動都靠它資助（那時英帝國的領地覆蓋了半個地球），還因為美國銀行家不信任法國和意大利能償還貸款，所以寧可把錢借給英國，讓後者去給協約國撑腰。凱恩斯的努力極為靈巧，又懂得在官僚機構里迂回跳躍，到戰爭結束時，他加入了顧問團，建議德國人如何為巨大的戰爭傷亡和損失進行賠償。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力在歷史上達到了巅峰。德奧同盟國和英法俄（後來美國也加入進來）協約國的鬥爭根源，是國家版圖和世界貿易。短短幾個星期，雙方挖出了綿延上千英里、距離近得喊話都能彼此聽見的陰冷戰壕，發起自殺性突擊。這場戰爭標志著騎士時代的終結、摩登時代的到來。騎兵和刺刀肉搏慢慢讓位給了坦克戰、化學武器攻擊和空中轟炸。恐怖的4年過去，德國人因為饑餓而無奈投降，到1918年停戰時，數千萬軍人戰死沙場，還有800萬人“失蹤”，2100萬人受傷，近700萬平民罹難。整整一代的歐洲青年不是死了，就是成了殘疾人。

　　哈耶克回憶說，凱恩斯是“我們中歐人的英雄”，7因為他勇敢地譴責英國、法國和美國的領導者對戰敗同盟國的人民課以沉重的戰爭賠款。《凡爾賽和約》簽訂短短幾個月之後，凱恩斯就拿出了聲讨巴黎和會的《和平的經濟後果》，瞬間引發全球轟動。它猛烈抨擊了協約國的領導者，對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法國總理喬治·克列孟梭（Clemenceau）、8英國首相戴維·勞埃德·喬治（Lloyd George）9都有不敬之語。凱恩斯預言，沉重的賠款會帶來政治上的不穩定和極端政體，引發另一場世界大戰。這是相當一針見血的批評，而且最終應驗。哈耶克第一次和凱恩斯通信時，並不了解這位年輕的劍橋導師背叛資產階級立場的前因後果。

　　凱恩斯出生於學術之家。他的父親內維爾寫過有關經濟學的書，是劍橋大學的行政管理員。他的母親佛羅倫斯也是知識分子，是劍橋紐納姆女子學院早期的畢業生，也是劍橋的第一任女市長。凱恩斯比自己的父母擁有更多獨立和原創的心態。從伊頓公學（英國最出名的貴族中學）畢業後，凱恩斯成了國王學院的本科生，鑽研數學。他父親的導師白胡子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很快將他收為弟子。馬歇爾是英語世界最權威經濟學教科書《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0）的作者，在書中，他介紹了一些基本的經濟學概念，如供給滿足需求時價格就出現了均衡，以及物體的用途決定了其價值等。馬歇爾對凱恩斯的才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勸他放棄數學，把精力轉到經濟學上來。

　　在劍橋，凱恩斯和一群朋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後者波西米亞的思想成為他餘生思想和行為的指引。佈魯姆斯伯里小圈子10的構成包括未來很快就成名的幾位作家，如李頓·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11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12E.M.福斯特（E.M.Forster），13還有視覺藝術家鄧肯·格蘭特（Duncan Grant）、14凡妮莎·貝爾（Vanessa Bell）、15羅傑·弗萊（Roger Fry）16等人。這些人都欽佩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道德哲學家G.E.摩爾（G.E.Moore）17的思想，摩爾高度重視個人友誼和審美的價值。這個小圈子抛棄了死闆的維多利亞時代習俗，尤其是它清教徒式的性道德，圈子里的成員會說一種自創的語言來排斥他人。圈中人錯綜複雜的愛情生活是它的凝聚力所在。他們門對門地住在倫敦廣場佈魯姆斯伯里街區（小圈子的名字就是這麼來的），有時也住在英國南部鄉下的复古寓所里。

　　凱恩斯長得不帥，也自認沒有魅力，但他有一副存在感很強的好身闆。他身高差不多有1.97米，略微駝背—他小學時就這樣了。離開伊頓公學時，他就留起了一蓬大胡子。他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那雙深邃、溫暖、流露出關註之意的栗色眼睛。男男女女都為他傾倒。他醇厚的嗓音，連那些刻意抵擋他魅力的人都不禁入迷。正如哈耶克所說：“我們這些人運氣好，有幸親眼見到了他。他才華橫溢又健談，興趣廣泛兼有一副好嗓子，很快就折服了我們。”18

　　凱恩斯和佈魯姆斯伯里的其他人走得不那麼近，倒不是因為他的個人癖好—他狂熱地收集當代繪畫，是個多產而雄辯的作家，而是因為他所選擇的領域。其他人可以歡天喜地地在傳統社會之外過藝術家的生活，肆無忌憚地嘲笑既定秩序，但凱恩斯的經濟天賦卻讓他很受戰時政府的歡迎。這一點，他在佈魯姆斯伯里的同伴們從不諱言：凱恩斯跟他們鄙視的統治階級“同流合污”了。和這個小圈子里不少人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看法一致，凱恩斯認為，政府想要明明白白的決定性勝利，但這個算盤恐怕會落空。要阻止戰壕里每天都上演的血腥厮殺，必須承認這是一場沒有勝利者的戰爭，盡快休戰。

　　1914年11月，戰爭幾乎還沒開打，凱恩斯就發現西線的戰事惨烈得幾乎讓人無法容忍。“我彻底地痛苦難耐，”他寫信給斯特雷奇（指英國歷史學家和傳記家Lytton Strachey，也是佈魯姆斯伯里文化圈里的成員），“日复一日地看到年輕人走上屠宰場，讓我忍無可忍。這所大學已經有5個人，還是本科生，甚至剛畢業的，陣亡了。”19隨著戰爭陷入僵持，越來越多年輕朋友喪命的訊息傳了回來。“昨天傳來訊息，我們學校的兩個本科生死了，他倆我都認識。”他寫信給自己某段時期的秘密情人鄧肯·格蘭特。“今天，魯珀特死了。”2028歲的詩人魯珀特·佈魯克在前往加里波利戰場的途中陣亡，這一訊息震驚全國，他在國王學院的朋友們尤感悲痛。

　　盡管凱恩斯有著濃重的和平主義傾向，他仍然樂意把自己的智慧借給戰爭活動，倒不是說他特別愛國，?是因為他對戰時公共政策難題感到好奇。較之其他特別任命的官員，凱恩斯在戰爭期間所扮演的角色都更為重要。他做得也很好。替他寫作傳記的R.F.哈羅德（R.F.Harrod）21解釋說：“他在協約國的跨國經濟活動中佔據了關鍵地位，無人能挑戰。他思考政策，實際上，還要承擔決策的最終責任。”22這是凱恩斯人生與哈耶克最大的不同點：哈耶克單纯地沉浸在經濟理論當中，刻意地與政治保持著距離；凱恩斯感興趣的卻是應用經濟學，改善他人生活。

　　戰爭進入第二年，即1915年，凱恩斯在財政部的職位和他“戰爭非道義”的信念發生沖突，逐漸影響到他在佈魯姆斯伯里小圈子里的友誼了。1916年年初，他在壓力之下，和他們一起做了拒服兵役的登記，以免應徵。23斯特雷奇（他的情人格蘭特移情別戀了凱恩斯）極為直率地表達了對凱恩斯職位的不滿。財政部財務秘書埃德溫·蒙塔古發表了一篇針對德國的血腥演說之後，斯特雷奇剪下一篇報道評論，放在凱恩斯的晚餐桌上，並附了紙條說：“親愛的梅納德，你怎麼還在財政部呢？愛你的，利頓。”24斯特雷奇還對弟弟詹姆斯說，“我本來要寫信給他，正巧他跟我同在戈登廣場用餐，所以我就把信擱在了他的盤子上。他真該辞職。”斯特雷奇接著說，“他還幻想著為這種人幫忙嗎？有什麼用？……這可憐的家伙覺得這事兒挺正派，他還承認，有能力把事情幹好，讓他感到愉悅，這是他留在財政部的一部分原因。他好像還以為，每個星期幫國家省下幾百萬（英鎊），是為國家做了不起的貢獻。”25

　　壓力讓凱恩斯考慮辞職，他開始用大量的時間幫他拒服兵役的朋友們開脫，免得他們被送進監獄。但他仍然相信，他參與戰爭管理的做法是正確的，他的努力帶來了更溫和的政策，要是把他的工作交給別人做，恐怕更糟糕。到1918年11月，和平終於降臨，他很高興自己頂住了不負責任地辞職回國王學院的念頭。但戰爭結束並沒卸下他肩上公職的擔子。1919年1月，他以英國戰時政策負責人的身份，動身去參加巴黎和會，為首相勞埃德·喬治提供談判策略方面的建議。

　　

本文摘自《凱恩斯大戰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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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論》、《通往奴役之路》，這些思想的兩位奠定者—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隔著一道巨大的深淵，凝視著彼此。這道深淵，拉開了我們這個時代最轟轟烈烈的經濟學之戰：政府是否應當干預市場。兩人同時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之上研究商業繁榮和蕭條的週期，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哈耶克認為，改變經濟的“自然平衡”會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凱恩斯認為，標志著一個週期結束的大規模失業和困難，可以靠政府開支來緩和。終其餘生，兩人始終無法認同對方的觀點。
　　二十多年中，兩人通過信件辯論，通過公開發表的文章辯論，通過激烈的私下對話辯論，最終又通過他們熱心的弟子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和米爾頓·弗里德曼代為辯論。
　　凱恩斯口才和魅力過人，對世界持有一種樂觀的願景：政府計劃和管控能撑起經濟。這一觀點很快為大西洋兩岸整整一代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所接受。
　　與此相反，哈耶克是個一絲不苟的邏輯家，他頑強地逆流而上，在市場倡導者和自由意志者中找到了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