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的英雄(2)

2013-12-29 08:35:45

  凱恩斯對會談並不心存幻想,他的態度和他為自己參與戰爭管理的辯解一樣:如此密切地參與國家事務,他感到很愉快。他認為,如果有他參加,會談結果會更公正、更文明。他對自己喂養了戰爭機器這麼久一直心懷愧疚,他希望確保條約公平,借此釋懷。誠如他的傳記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說26:“他一直在為自己尋找贖罪的辦法。”27

  協約國最關心的是要讓“德國人用土地、海洋甚至空氣,補償因其侵略行為而對協約國平民及財產造成的所有損失。”28在瘦高總理喬治·克列孟梭的率領下,法國人最為固執地堅持,要讓發動戰爭的戰敗國償還對物質和人力造成的破壞,但協約國很快就陷入困境。它們越是要求沒收德國的國內資產和海外投資,清算其煤炭和鋼鐵行業、商業船隊等,德國人就越是不可能償還每年的現金賠款。匈牙利、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競相獨立(它們從前是德意志和奧匈帝國的領土,會把盈餘物資送往帝國首都),進一步削弱了戰敗國的還款能力。

  其他的並發症也不少。沖突導致的後果之一是,在俄國,先是孟什維克民主黨人結束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統治,與軸心國和談,接著佈爾什維克又發動武裝起義,推翻了孟什維克的民主政府。如果協約國對戰敗國一味搜刮,很可能會破壞戰敗國的民主制度。事實上,在德國戰敗看似不可避免的1918年11月,德皇威廉二世剛遭廢黜,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就領導斯巴達克斯同盟(Spartacus League)發動了革命,挑戰新成立的民主政府。29然而,協約國還是繼續為極端分子創造著滋生的條件。他們一面為怎樣榨幹魏瑪政府而爭吵不休,一面繼續對德國實行封鎖。不久,一場人道主義災難就席卷了德國和奧地利,民衆的苦難為革命者拉攏人心創造了完美的條件。

  在巴黎,凱恩斯成了戰敗國的無聲支援者。他認為,不應該把德國給活活餓死,又進而著手確保奧地利得到更仁慈的待遇(維也納人都知道這件事—年輕的哈耶克也剛從意大利前線回來)。凱恩斯結識了卡爾·梅爾基奧(Carl Melchior)博士,30後者是漢堡沃伯格家族銀行(M.M.Warburg)的合伙人,也是德國在巴黎的首席談判代表。兩人秘密會面(此種行為是協約國嚴禁的),謀劃了一筆交易:只要德國商船隊向協約國投降,就送糧食到德國去。

  1918年5月,凱恩斯代表奧地利挨餓的婦女和兒童提出懇求。根據奠定梅爾基奧協議的會議紀要,“凱恩斯先生聲稱,對奧地利所處的可怕情況,他但願自己能設身處地地加以設想。民衆大規模地挨餓,(英國)已經借給他們大筆資金來購買食物,還有大量民衆沒有衣服穿。人民置身絕境,他們已經為參與戰爭遭受了可怕的懲罰。”31面對奧地利人民的困境,凱恩斯反對戰勝國,反對《凡爾賽和約》,這讓他在哈耶克和維也納的朋友們中獲得了英雄般的地位。

  凱恩斯相信,龐大的賠款會給歐洲帶來災難般的影響,讓永久和平的前景越發黯淡。“我彻底筋疲力盡了,一部分是因為工作,另一部分是因為邪惡圍繞著我,讓我感到抑郁。”他給母親寫信說,“《凡爾賽和約》太離譜,根本做不到,只會帶來不幸……我想,我已經成了這一切邪惡與愚昧的幫兇了,但現在它很快就會有個了斷。”32他寫信給當時假作農場工人逃避徵兵的格蘭特,說協約國的領導者“本有機會以仁慈甚或宏觀長遠的立場看待世界,但他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33他寫信給財政大臣奧斯汀·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首相要把我們帶入毀滅的泥沼。他提議的歐洲戰後安置計劃會擾亂經濟,讓數百萬人送掉性命。這場悲惨的鬧劇,你指望我怎樣為它出力呢?”34此前的一個星期,張伯倫曾表示,“我強烈感覺,您目前繼續為國家出力,極為重要。”35但這一回,財政大臣未作回應。

  凱恩斯搬出了財政部談判團隊所住的馬捷斯蒂克酒店,在巴黎市西邊毗鄰寧靜的佈洛涅森林找了處公寓躲了進去。他患上了神經衰弱,寫信給母親說:“我有一半的時間都躺在床上,只在和財政大臣、財政大臣的盟友,要求對戰敗國施以懲罰性賠償的南非戰場元帥J.C.斯馬茨(J.C.Smuts),36首相勞埃德·喬治會面時才起來……上個星期,我真的到了極限了,我完全不喜歡那樣的前景,直接睡到了床上。”37因為深信自己再無法讓條約恢復理智了,凱恩斯寫信給勞埃德·喬治要求辞職,“我應該讓您知道,上週六,我從這場噩夢里開小差了。我在這兒幫不了更多忙了……戰役輸了。”38

  巴黎和會上的所見所聞,讓凱恩斯難耐心中的怒火,他決定把這次經歷好好利用起來。他躲到格蘭特和妻子瓦妮莎·貝爾在東薩塞克斯郡查爾斯頓的一間農舍,於短短兩個星期里,他熱烈地寫下《和平的經濟後果》,以冷靜、全面、無情也略帶打趣的口吻,揭露了戰勝國索賠主張危險至極的荒唐。他的整體觀點是,和?與和平無關。貪婪地复仇,渴望看到德國永遠臣服腳下,有可能會喚起另一場導致世界沖突的“歐洲內戰”。39“受瘋狂的妄想和魯莽的自利所打動,德國人掀翻了我們所有人居住其上、建設的根基。”凱恩斯寫道,“但法國和英國民衆的代言人,卻還要冒險把這片廢墟毀得更彻底些。”40

  凱恩斯希望讀者們理解,協約國對德國施以重罰犯下了彌天大錯,德國根本沒有能力履行其條約義務。他從斯特雷奇的諷刺作品《維多利亞名人傳》(Eminent Victorians,這是一本揭穿英國偶像真實面目的書,比如克里米亞戰爭中湧現的護士英雄佛羅倫薩·南丁格爾等)汲取了靈感,對齊聚在威爾遜總統巴黎會客室里的人物做了一番刻薄的白描,調動了公衆的想象力。克列孟梭,“一位年邁的老人,平時總把力氣留給重要的場合……常常閉著眼睛,面無表情地靠在椅背上,帶著灰色手套的雙手環扣,搭在前面。”41法國總理的態度是“你絕不要跟德國人談判,不要安撫他們,你必須對他們發號施令”。克列孟梭相信,“公正公平的和平條約太寬宏大量了……只會減少德國人恢復元氣的時限,加快它東山再起、再次蹂躏法國的進度。”42

  凱恩斯對勞埃德·喬治的評價同樣尖刻,盡管他在母親的勸說下,省略了一段辞藻華麗的形容:“(勞埃德)這塞壬女妖,這山羊腳的詩人,這半人的訪客,從凱爾特巫女橫行的古老魔法森林穿越到我們的時代。”43但凱恩斯仍然保留了如下批評:勞埃德·喬治為確保自己所在的自由黨政府獲勝,竟在巴黎和會談判的過程中召開換屆選舉,而後又跟保守黨對手競相投標,賭誰能最快讓德國一貧如洗。

  對凱恩斯而言,和約的邪惡之處體現在細節當中。德國要把它在1870年普法戰爭中佔領的煤炭基地阿爾薩斯-洛林地區歸還給法國,還要讓出本屬於自己的產煤大省薩爾和上西里西亞。凱恩斯判斷,“沒有了煤炭,德國的工業會遭到破壞。”44此外,德國還要把萊茵河等可通航的河流交給一家國際機構,放棄自己的商船隊還有大部分的鐵路。他認為,“歐洲工業的未來為黑暗籠罩,革命的前景大好。”45

  還有賠款。凱恩斯揭穿,法國的主要目的是確保德國再度淪落為貧窮的農業國,同時,法國和意大利還有一個次要目標:挽救本國破產的經濟。雖然人人都知道,德國業已破產,破產導致了它的投降,它本身再也無力通過稅收或借貸來籌集資金,可這沒關係,沒人在乎。凱恩斯指出,恨意深重的協約國复仇心切,“德國償還能力的預測值,遠遠滿足不了民衆的期待。”46條約堅持的數目大大超出了德國的能力。“事實上,德國是把自己的盈餘產能永遠地交給了協約國。”47凱恩斯斷言,條約“年复一年地剥削著(德國的)民衆”,未來終將證明,《凡爾賽和約》“必定是文明史上殘忍勝利者所做出的一輪最殘暴行徑。”48

  1919年11月,《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書手稿交到了出版商麥克米倫手里,次月付梓上市。就連把情人格蘭特輸給了凱恩斯,又愛對朋友的文學成就吹毛求疵的斯特雷奇也掩蓋不了內心的喜悅。“親愛的梅納德,”他寫道,“你的書昨天送到了,我一口就把它給吞了……它絕對驚人、絕對可怕。”49凱恩斯半開玩笑地回答,這本書的反響是“它淹沒在了……如洪水般的贊美里”,他寫道,“每一位內閣大臣都來信說,書里的每一個字,他們都深表認同,等等。我猜隔不了多久,連首相大人也會告訴我,這本書代表了他的觀點,寫得妙不可言。”50

  強硬的大衆媒體指責凱恩斯親德,說他不明白狠狠教訓德國人有多麼重要。一家報紙建議給凱恩斯授鐵十字勳章,那是德國最高的英勇獎勵。凱恩斯的東家張伯倫斥責他不忠,“坦白說,我很遺憾,人坐在一個凝聚了如此之多信任的職位上……竟然如此沖動地歪曲他的祖國所扮演的角色。”他寫道,“我不禁擔心,這樣的評論恐怕不會讓我們的外交路線變得更順畅。”51這本書,哈羅德形容是“最優秀的一部英語論戰之作”,52斯基德爾斯基則稱之為“20世紀文學史上最獨特的個人聲音”。53它註定要改變凱恩斯的生活。從那以後,他成了世界各地報紙的宠兒,媒體爭著要他對和約、對任何世界貿易與經濟的相關事件加以評論。

  這本書的銷量證明了一切,美國初版的兩萬冊立刻賣得精光。到1920年4月,英國總共售出18500冊,美國售出70000冊。它被譯成了法語、荷蘭語、意大利語以及俄語、羅馬尼亞語、西班牙語、日語和中文。到6月,全球銷量超過了10萬冊。更讓凱恩斯高興的是,它還被翻譯成了德語。它的德文版在維也納大受歡迎。正如哈耶克所說,“他的《和平的經濟後果》讓他在歐洲大陸比在英國還出名了。”54

本文摘自《凱恩斯大戰哈耶克》


  《通論》、《通往奴役之路》,這些思想的兩位奠定者—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隔著一道巨大的深淵,凝視著彼此。這道深淵,拉開了我們這個時代最轟轟烈烈的經濟學之戰:政府是否應當干預市場。兩人同時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之上研究商業繁榮和蕭條的週期,卻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哈耶克認為,改變經濟的“自然平衡”會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凱恩斯認為,標志著一個週期結束的大規模失業和困難,可以靠政府開支來緩和。終其餘生,兩人始終無法認同對方的觀點。
  二十多年中,兩人通過信件辯論,通過公開發表的文章辯論,通過激烈的私下對話辯論,最終又通過他們熱心的弟子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和米爾頓·弗里德曼代為辯論。
  凱恩斯口才和魅力過人,對世界持有一種樂觀的願景:政府計劃和管控能撑起經濟。這一觀點很快為大西洋兩岸整整一代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所接受。
  與此相反,哈耶克是個一絲不苟的邏輯家,他頑強地逆流而上,在市場倡導者和自由意志者中找到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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