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三行”：中國民營銀行新秀

　　“一戰”時期，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強忙於在戰場上獲取更大的利益，已無暇顧及中國金融業的這一杯羹了，這使中國的銀行業迎來了一個短暫的春天。此時，中國的官辦銀行因為體制問題，發展勢頭落在了民營銀行後面，顯赫一時的私人銀行“南三行”成為中國金融界極為耀眼的新生力量。

　　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以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並稱為“南三行”，總部都設在上海，可以看做是江浙財團的組成部分，但是它們在經營管理上各自獨立，對南方乃至全國的金融界都有很大的影響。

　　從時間上來說，浙江興業銀行是“南三行”的老大哥。它成立於1907年，由浙江鐵路公司發起，經營方面素以穩健著稱。

　　說起浙江興業銀行的發展史，不能不提到100多年前的那場“保路運動”，而浙江興業銀行就是這場運動的產物。當時，清廷貪圖外商提供的借款，把路權拱手相讓，激起了民衆的反抗意識。雖然各省都修築了鐵路，但是精明的江浙人沒有讓政府控股，所以出賣路權的事在浙江根本行不通，清政府只能看著浙江的開明紳士成立了浙江鐵路公司。公司公開招募鐵路的股份，一下子籌集到2300萬元股款，比外商承諾的借款多了兩倍還不止。可是當時浙江連一家華商銀行都沒有，把這麼多錢分別放在滬杭30多家錢莊里，不論是支取還是保管都很麻煩。這時，鐵路公司的總經理湯壽潛就提議不如趁此機會成立一家華人的銀行，不用受外商銀行掣肘，也能確保鐵路營運資金的流轉，這個提議得到了大多數在座商人的贊同。於是，浙江興業銀行以“振興實業”為名應運而生，浙江鐵路公司當仁不讓做了大股東，而蔣廣昌綢緞莊的少東家蔣抑卮也投資入股，做了浙江興業銀行的實際掌權人。

　　浙江實業銀行創辦於1909年，比浙江興業銀行晚兩年，前身是浙江銀行，屬於地方性質的官商合辦銀行，專門為浙江省政府打理庫款。實業銀行開辦之初，除了受理一般銀行的業務之外，還能發行钞票和軍用票，後來官商決裂，銀行金庫就被移交給作為央行的中國銀行，官辦部分成為浙江地方銀行，民營部分成為浙江實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的總經理李銘，也是華資銀行的領袖人物之一，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陳光甫、中國銀行的張嘉璈私交密切。

　　至於“南三行”的後起之秀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以後的章節我們會作為重點展開講述，這里就不再多言了。

　　作為舊中國一大民營銀行集團，“南三行”以上海為基地，在業務上緊密聯繫，互相支援，最終使三家銀行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不過，“南三行”能夠迅速崛起並發展壯大，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都有十分出色的總經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總經理陳光甫自不必說，從創辦銀行的那天起，他就成為近代中國乃至世界金融市場上的焦點人物。此外，浙江興業銀行的總經理徐新六、浙江實業銀行的總經理李銘，也都是當時中國著名的銀行家。他們早年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留學，學成歸國後，結合他們廣博的金融知識、在銀行的工作經驗及對中國國情的深入了解，最後找到了適合各自發展的銀行經營管理之路。

　　作為我國第一家民營銀行，浙江興業銀行是幸運的，它正好創辦於清政府統治能力下降、外商銀行因生意太好而無暇關註華資銀行的那段時期，即20世紀的第一個10年。雖然是第一家民營銀行，但是“沒吃過豬肉總見過豬跑”，再加上浙江興業銀行地處繁華的江南錦繡之地，此地不僅商業發達，還有不少在洋行做事的買辦，所以從開業之初到1927年，浙江興業銀行的存款額五次高居國內銀行業之首，這都離不開總經理徐新六的精心部署與巧妙運作。

　　徐新六認為，浙江興業銀行既然是為了振興實業而成立的，那麼銀行當然大力支援實業的興辦。於是，像晚清狀元張謇創辦的大生紗廠，就成了徐新六等人重點關註的放款對象。此外，徐新六還非常關註有關國計民生的大業，比如錢塘江大橋的修築，就有浙江興業銀行的一份功勞。當時，以徐新六為主要代表的浙江興業銀行向國民政府鐵道部提出建議，並積極籌款200萬元，國民政府才同意讓茅以升主持修建大橋。

　　浙江興業銀行經營素來穩健，在清末民初混亂的政局和社會形勢中，它從未動搖，而且信用日益昭著。在後來中國銀行1916年和1921年的兩次白銀擠兌風潮中，浙江興業銀行不僅沒有受到影響，還與其他一些重要的華資銀行一起說明中國銀行渡過難關。

　　而作為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的李銘，不僅十分重視銀行的總體規劃，還特別註重自身公關營銷能力的增強，他認為銀行要發展，主要業務人員的公關營銷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李銘是個節儉的人，他跑業務從不講排場，善於精打細算，這為浙江實業銀行節省了不少開支，其開支比其他很多銀行都少得多。在李銘的培養下，浙江實業銀行的員工們也非常勤勉節儉。

　　李銘的交際才能在圈子里是響當當的，他不但在國內站住了腳跟，還跟外商建立了聯繫。他邀請一些洋行大班及買辦商人來擔任銀行的董事，引得外商資金大量存入浙江實業銀行，給銀行帶來了不菲的收益。後來，為了擡高浙江實業銀行的身價，李銘一面說明洋行發行債券和股票，一面還購買政府公債，到1937年，浙江實業銀行所持公債數超過了“南三行”的另外兩家銀行。於是，因浙江實業銀行和外商往來較多，匯集了大量的外匯資金，浙江實業銀行在舊中國金融界被稱為“南三行”中的老二。

　　1948年，浙江實業銀行改名為浙江第一銀行。新中國成立後，李銘避居香港，看到陳光甫在香港重新註冊成立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他也依照當地法律，在香港成立了浙江第一銀行。

　　此外，浙江實業銀行的副總經理陳朵如也可謂銀行從業者中的佼佼者，他是李銘的“黃金搭檔”，特長是知人善任，對每一位員工的情況都了如指掌，可以說是做到了人盡其才。這一對搭檔配合默契，遇到大事都是共同商讨決定。一次，李銘想購買位於南京路的德義大樓，但是陳朵如毫不妥協地爭辯說，這塊地皮沒有發展前途，這才打消了李銘買樓的念頭。

　　事實上，在經營方針上，“南三行”是有著各自不同的理念的。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可謂“點多面廣”，有著衆多分支機構和員工，營業範圍非常廣，屬於“地毯式”經營。浙江實業銀行恰恰與之相反，它採取的是“寶塔式”經營策略，業務主要集中在少數重點客戶，從中謀取高額利潤，並為銀行節省開支。浙江興業銀行，其經營方針則介於這兩者之間。

　　然而，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南三行”能結合到一起，總是有著它們的共同點的。對於“南三行”來說，一個最基本的共同點就是它們的背景，即三家銀行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打下了基础。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立於“一戰”爆發後的第二年，同年，浙江興業銀行將總行從杭州移至上海，並進行改組，浙江實業銀行也在1915年改名，開始了新的發展階段。可以說，三家銀行都是以“一戰”為契機，使自己在中國金融界脫穎而出。

　　無論“南三行”各自採取了何種經營方針，它們致力於銀行近代化、註重培養人才的辦行理念都是一致的。為推進中國銀行業的近代化發展，三家銀行不僅講求辦事效率，註重服務質量，還善於利用先進的機器設備，如使用機器記賬、推行新式簿記等。另外，三家銀行都十分重視近代金融人才的培養和聘用，不僅經常對員工進行培訓，還多次派優秀職員到國外著名的銀行考察、學習，引進西方國家經營管理銀行的先進經驗。

　　在具體的經營活動中，“南三行”都把銀行的業務重點放在支援工商業發展之上，其放款對象大都為當時重要的工商企業和重要的建設專案，如前文提到的浙江興業銀行支援錢塘江大橋的修建。僅1936年一年，浙江興業銀行上海分行對工業的放款比例就占全部放款的60%以上。與之類似，浙江實業銀行與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對工商業放款的比例也很高。當時著名的大企業——申新集團、大生集團、民生公司等都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長期客戶，而浙江實業銀行的客戶範圍則更廣，其業務重點還放在了外商在華企業身上，如德商西門子公司、美商上海電話公司等，均與浙江實業銀行有著密切的業務往來。

　　此外，“南三行”還有其他不少共同點，如通過媒介宣傳、廣設儲蓄網點、提高銀行服務水平等方式吸收普通群衆的存款，秉承“存戶至上”的辦行宗旨。為了使銀行有更長遠的發展，“南三行”還紛紛開展外匯業務，與外商銀行展開激烈競爭，這不僅大大促進了華資銀行在外匯業務上的發展，更推進了中國銀行業近代化發展的步伐。

　　抗日戰爭之前的一段時間，“南三行”的發展到了最高峰，它們都成了國內十分著名的商業銀行。但遺憾的是，隨著日本侵華步伐的加快，多災多難的民族工商業進入了風雨飄搖的季節，隨之出現的是“南三行”放出去的工商業貸款等成為死賬、國民政府實施壓制和限制民營銀行的壟斷金融政策等狀況。從此，“南三行”開始走向衰落，生存日益困難，勉強靠一些商業、外匯和黃金投機維持到了解放戰爭之後。

　　最終，隨著1949年新政權的建立和新的經濟體制的逐漸實行，“南三行”走上了公私合營的道路，舊時的私營“南三行”就此退出歷史舞台。在此要解釋的一點是，現在的興業銀行是1988年在福建省成立的民營銀行，與浙江興業銀行沒有任何關係，只是名稱有些相似罷了。

本文摘自《一個領先時代的銀行家》

　　陳光甫，是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銀行家，是一個金融奇才。他為人清高，熟悉專業，先後整理國家法幣，與美國進行金融外交，維護了國家利益，他所創辦的上海銀行創造了我國近代金融史上的一個奇迹，他被譽為“中國的摩根，他對中國近代銀行業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他的一生崎岖坎坷，最終成就功業。他直到七十多歲還在國際間奔走，事迹具有傳奇色彩。他還開創了中國近代旅遊業的先河，辦旅行社、辦招待所、辦旅行雜志、修繕國內景點、開設境外旅遊，他因此被稱為“中國旅遊業之父”。
　　本書從陳光甫的重要商業活動、與外商、與政府、與商界週旋等各個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現民國金融業的種種真相與角力。具有可讀性與話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