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現代銀行服務登入中國(2)

2013-12-29 11:36:01

  在組織制度上,錢莊沒有採用一般銀行慣用的總經理負責制,而是承襲一貫沿用下來的封建“八把頭制”。監理之下設經理,負責具體營業,比經理低一等的是協理和襄理,再往下就是“八把頭”,分別是清賬、跑街、錢行、匯劃、洋房、銀行、信房、堂室,最底層還有學徒和棧司。錢莊一直有一項傳統的“宕賬制度”,即允許透支。這樣一來,錢莊大凡有點權力的人都以宕賬為名,拿著錢出去做投機生意,這給錢莊的經營帶來了巨大的風險。錢莊里的經理往往大權獨攬,取得股東信任之後就把“八把頭”的重要位置都安插上自己的親信,以便於自己利用宕賬做一些投機倒把的買賣。在缺乏監管的情況下,經理的親信們大都幫著打“馬虎眼”,而一旦遇到金融風潮,就難免殃及根本。比如胡雪岩囤積生絲失敗引發了擠兌風潮,直接造成上海南北市的78家大錢莊僅剩下10家。

  錢莊在經營方面的營運資金少,一向輕視存款,所需的大款額都靠從外國銀行拆借,更沒有科學的準備金制度,所以經受不住經濟起伏、政治動蕩與自然災害的襲擊,非常容易倒閉。它的賬務制度也有很多漏洞,不方便清算核查,有了問題也不容易發現。

  在上文提到的橡皮風潮之前,還發生過倒賬風潮、貼票風潮等,讓我們一一道來。

  所謂倒賬,就是金融機構放出去的賬收不回來,而蒙受損失,也叫“吃倒賬”。

  倒賬風潮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的第一次金融風暴,發生在公元1883年,此時中國的金融業正處於學步期。“紅頂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錢莊就葬送在這時,而成立不久的上海平淮股票公司也自此成為歷史。“倒賬風潮”對上海的金融業來說更是一個噩夢,南北市78家錢莊到年底僅剩下10家在維持營業,“上海百貨無不跌價三五成,統市存銀照常不過十分之一二”,受害範圍北至京津,南至廣州。

  其實倒賬跟錢莊的經營方式有很大的關係。舊時的錢莊不重視存款,即使吸收存款也多是活期或者短期,可用資金並不多。但是錢莊對於放款卻很積極,貸款數目往往高出其本金許多倍,而且放款時不重視抵押品,而是看重客戶的信譽度,存在極大的風險隐患,市場稍有風吹草動就容易受到影響。按照行業傳統,錢莊的老闆負有無限賠償責任,一旦投資失敗的話,不能像現在一樣申請破產,必須把自己的私家財產也拿出來還債,這樣就加劇了危機的恐慌程度。

  19世紀中後期,晚清的有識之士掀起了一場“洋務運動”,之後在全國各地創辦了很多工礦企業。由於是官辦企業,而清政府資金又不富裕,於是這些企業就通過對社會公開發行股票進行融資。這種官辦企業的股票一開始很受歡迎,大量的資金從錢莊銀號流到股市。但是後來,因為這些亦官亦商的企業先天治理機制就不完善,加上經營者政企不分、管理混亂而經常出現虧損,所以很多公司的股價上沖之後,就一路反反复复下跌,給投資的錢莊帶來了很大的損失。

  1883年初,上海老字號金嘉記絲棧因經營不善,破產倒閉,隨後幾個月里幾十家大小商號一個接一個地倒下,成多米諾骨牌倒下之勢;年中,大力投資房地產、坐擁多家房產公司的大買辦徐潤,在房產和股票投資上出現巨大虧損,引發了倒閉連鎖反應。大商號、大公司的巨額虧損致使數十家放款給他們的錢莊吃了倒賬,紛紛緊縮貸款,收回舊貸。錢莊突然收貸使得很多商戶週轉不開,紛紛倒閉,商戶的倒閉又給錢莊帶來了更多的倒賬,如此循環,導致了這次“倒賬風潮”。年末又傳來“紅頂商人”胡雪岩產業鏈崩潰的訊息,更是把這次金融風潮推上了頂峰。

  “貼票”的字面意思是“貼錢兌換票據”,是近代錢莊的一項業務,與如今銀行的定期存款業務大同小異,是錢莊以高利息廣攬儲蓄的做法。早年首創貼票業務的上海協和錢莊規定,儲戶存入錢莊98元,即得莊票一張,半月後憑莊票可獲得100元現金。

  憑借發行貼票,錢莊在社會上廣泛吸收閑散資金,然後以更高的利息放款給商人、商號,從中賺取差價。發行貼票的銀行越來越多,競爭隨之加劇,貼票利息一路水漲船高,一度高達50%,於是越來越多的人尤其是下層民衆禁不住高利息的誘惑去銀行貼票,有人甚至將一輩子的積蓄拿來貼票。

  19世紀90年代末,上海錢莊瘋狂發行貼票,於是由貼票引發的問題頻頻出現,例如一些錢莊沒有足夠的存款準備金供客戶如期取錢,開始“拆東牆補西牆”,同時不斷提高利息,大肆遊說民衆貼票。這種臨時救急的方法無異於飲鸩止渴,惡性循環的後果是,1897年危機爆發,很多貼票錢莊因不能到期兌現引發了退票、提前取款等。由於沒有準備金措施,這些錢莊遇到擠提,幾乎沒有任何回旋餘地,導致一個月內有幾十家錢莊倒閉,最後凡經營貼票的錢莊無一幸免,全部倒閉。錢莊跨了,老闆們四處躲債,開出的貼票成為廢紙,造成很多持有貼票的普?百姓破產。這就是錢莊業的“貼票風潮”。這些內憂外患決定了錢莊的必然衰落。而私人銀行能夠揚長避短,獲得迅速發展的空間也就不足為奇了。

  陳光甫經過詳細的市場調查和精確計算後,發現在銀行的創業初期,只要幾萬元就能維持運作,在日常經營中,只要小心謹慎,多拉存款,避免不良貸款,就能逐步發展起來。當他將自己的想法告訴親友時,人們都驚呆了:咱們相信你是金融行家,但用這麼小的資本做銀行事業,怎麼看都像是玩“過家家”般,有些不靠譜啊。

  在陳光甫的遊說和一貫良好的人品保證下,有幾個朋友答應給他投資“試試”,反正錢也不多,就當賭一次吧。恐怕他們也想不到,自己這次下對了賭註,在以後的年月里所獲得的收益遠遠超過了想象。

  經過精心籌備,在1915年的4月17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第一次股東大會召開了,這次共募集資金10萬元,實際到賬金額8萬多元,其中陳光甫認股5000元,另外的6位股東分別是莊得之、李銘、王曉籁、施在春、樓映齋、徐英卿。這幾個人都是商業金融領域的資深人士,也都有著較為深厚的人脈,這也成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順利發展的一大助力。在募股中,以莊得之認股最多,達到2.25萬元,被推舉為董事長。而陳光甫作為銀行的發起人和金融專家,被一致認為是總經理的最佳人選。

  當時新成立的銀行很多,資本最多的鹽業銀行成立資本就有近200萬元,最少的中華商業儲蓄銀行也到了25萬元,不用比較,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是所有銀行中起點最低的,它甚至不如稍具規模的錢莊,實在是“大上海中的小銀行”。但是陳光甫並不擔心,他相信只要悉心經營,資金會有的,規模會有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成績也會有的。

  後來,10萬元的原始資本在第一年就不夠用了,隨著業務量的逐漸增多,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開始一次又一次地追加資本。陳光甫曾經在民國十九年(1930年)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東大會上回憶銀行自成立以來歷次增資的經過:“本行資本,前此凡增五次:民國四年開辦時,資本為10萬元,開辦後,增為20萬元;五年,增為30萬元;七年,增為70萬元;八年,增為100萬元;十年,增為250萬元……”④能夠在股東大會上如此痛快地回憶行史,陳光甫的內心未必沒有自豪之意。短短7年,資本擴張了25倍,試問有幾家銀行可以做到?連陳光甫自己都承認“本行業務如此之猛晉,實為創辦時任何人所料不及的”。

  陳光甫詳細介紹過民國七年的那一次增資,他回憶本來董事會決議是要改資本總額為100萬元的,最初就準備先招一半。沒想到一聽說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要招股了,很多有資金的人都聞訊趕來,希望能夠為自己的資金找一個好的運營機構,讓錢生錢成為現實。舊股東們一看這架勢,趕緊又添招了10萬元,本來擬定50萬元的額度竟收到64萬元,比原定數目多了14萬元,簡直夠再開一家“小小銀行”了。

  民國九年,100萬元的數目已經籌足,第二年董事會又商議再招100萬元,凑成200萬元資金。短短4個月間,不僅200萬元招夠了,額外的又多出50萬元,只能由股東們追認,重定股額。等到民國十九年,也就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立15年,銀行的資本再次翻番,增加到500萬元。新招的250萬元中,一半是老股東認購,其餘一半則讓職員認購。有了銀行股份的員工自然比以前更加敬業,因為銀行的興衰和自身的榮辱已經休戚相關了。在資金大大增強的同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分支機構也有了40多個,通匯處更是達到了200多個,遍及國內外。陳光甫始終具有“一種事業之管理,不僅以維持現狀為足,必須兼籌繼續進行之策,否則二三年後即有人起而取代其位”的危機意識,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爭得了越來越大的成長空間。

  那麼,這位陳光甫究竟是何來歷?他是如何想到要開辦一家純粹的私人銀行呢?

本文摘自《一個領先時代的銀行家》


  陳光甫,是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銀行家,是一個金融奇才。他為人清高,熟悉專業,先後整理國家法幣,與美國進行金融外交,維護了國家利益,他所創辦的上海銀行創造了我國近代金融史上的一個奇迹,他被譽為“中國的摩根,他對中國近代銀行業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他的一生崎岖坎坷,最終成就功業。他直到七十多歲還在國際間奔走,事迹具有傳奇色彩。他還開創了中國近代旅遊業的先河,辦旅行社、辦招待所、辦旅行雜志、修繕國內景點、開設境外旅遊,他因此被稱為“中國旅遊業之父”。
  本書從陳光甫的重要商業活動、與外商、與政府、與商界週旋等各個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現民國金融業的種種真相與角力。具有可讀性與話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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