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現代銀行服務登入中國（1）

　　當陳光甫和好友張嘉璈、李銘談及自己打算開辦銀行的想法時，得到了他們二人的極力贊同。“談笑有鴻儒”，這兩人的背景也不簡單。張嘉璈是早年留日學生，攻讀的是貨幣銀行專業，時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李銘和張嘉璈是留日同學，時任浙江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在徵求親朋好友的意見後，他們三人均得到了不少支援，也聽到了一些很中肯的提醒：他們本就是金融圈的青年才俊，皆有一番成就，創業辦銀行是好事，但是這不同於其他生意，辦銀行需要雄厚的資本作為後盾，才能在競爭激烈的上海站住腳，他們有這麼多錢嗎？

　　這三人雖然都才華橫溢，但可用的家財並不多，尤其是陳光甫，可以說是身無餘財，這可怎麼辦呢？“一文錢難倒英雄漢”，卻難不倒陳光甫這個商業奇才，在仔細考察了上海乃至全國的金融業後，他提出了一個令人稱奇的商業創意：避開競爭激烈的傳統銀行服務領域，另辟蹊徑，找準市場空白點，創辦一家為老百姓日常生活服務的小銀行，初期定位即是作為中國銀行等大銀行的輔助角色。

　　而這個市場領域也不完全是一片空白，尚有許多大小錢莊存在。面對這些已有的競爭對象，陳光甫是如何看的呢？在他眼里，這些錢莊已經是日暮窮途，走下坡路了，與陳光甫即將創辦的現代銀行相比，它們的競爭優勢並不明顯，為此，他還專門向親友講解了他對錢莊的看法。

　　錢莊在我國金融史上曾扮演過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作為獨具中國特色的私人信用機構，最初經營的只是不同貨幣之間的兌換，而後其業務也逐漸拓寬。非要追本溯源的話，春秋戰國時期就有了零星的兌換貨幣的業務，後經秦漢、唐宋的發展，到明末清初，已經有了比較專業的金融組織，不但進行銀錢兌換，還有存放款、提供匯票、發行錢票等功能，和現代銀行的一些基础業務比較類似。從某種意義上說，錢莊也算是中國近代銀行的前身了。

　　談到錢莊的萌芽，最初還真不是以職業金融機構起家的，而是和米店、佈店、煤炭店等日用百貨店“混搭”著來的。久而久之，作為副業的金融服務業務一天比一天繁榮，在不投入大量精力便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的情況下，民間逐漸出現了專業錢莊。錢莊還有另一個稱呼——“銀號”，兩者的區別僅僅在於南方和北方的叫法習慣不同。

　　說到近代錢莊，不能不提及上海。在民國時期，上海就已經是全國的金融中心和商業中心了，各行各業之間的頻繁交易，以及匯劃、換算、洋厘、銀拆、申票等服務的出現和發展共同催生了大量的錢莊和銀行在這里安家落戶。上海的錢莊多掌握在江浙財閥手里，在全國金融業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上海的錢莊經營業務各不相同，與各家銀行各有業務侧重點的道理一樣，錢莊也根據業務性質和信用能力的不同，分為匯劃錢莊（即大錢莊）和一般錢莊（即小錢莊）。顧名思義，大錢莊勢力大，除了辦理存款貸款業務之外，還能發行莊票、銀錢票，能夠左右市場的動向。而一般錢莊又分為元、亨、利、貞四個等級，按照排列順序，它們的業務範圍逐層縮小。僅僅從事最普通兌換業務的機構，稱為“錢店”。

　　在19世紀末，“上海金融界的勢力以外商銀行為第一，錢莊次之，本國銀行屈居第三”。土生土長的錢莊能在舊上海立足，與外商銀行、本土銀行一起競爭，靠的是他們在上海紮根早，熟悉地方行情，人脈資源豐富，機構精簡，分工明確。衆所週知，金融業最重要的是信譽，當時錢莊正是憑借其良好的信譽，開出的莊票被客戶譽為“金蝴蝶”，意為可以滿世界飛，拿到哪里都管用。錢莊合伙的股東都是資本雄厚、信譽卓著之人，互相之間都有連帶責任，有的錢莊之間互為聯號，是“信用同盟”的關係，類似於今天的“銀聯”，所以莊票一度比銀行支票還要吃香。

　　在近代中國，銀行和錢莊並存多年，近代銀行最早出現在清末，初期有著明顯的“錢莊化”痕迹，而作為歷史悠久的傳統錢莊，在後期又呈現出明顯的“銀行化”特色。

　　關於錢莊和銀行的界限問題，這里還有兩個真實的故事。其一是上海的豫源錢莊一開始因為規模較小、發展緩慢，經理秦潤卿在徵得東家同意之後，趕了一次時髦，將錢莊改組為豫源商業儲蓄銀行。可是沒想到銀行的營業額還沒有經營錢莊時富裕，沒出3個月就因虧損而關門大吉。後來又改回錢莊，仍然是秦潤卿做經理，經過上次失敗後，秦經理悉心經營，反倒獲得了良好的業績。第二個故事是清末長沙出現了兩次官辦的大錢莊，後因業務範圍不斷擴大，超出了錢莊的經營範圍，發展到3個分局、6個子局，按銀行業界的稱呼來說，就是在總行的基础之上，又開設了3家分行、6家支行，最後改名為“湖南銀行”繼續營業。

　　錢莊在清末民初經歷了回光返照似的閃耀之後，陷入了不可避免的衰敗。至於衰敗的原因，既有外部的沖擊，又有自身的弊端。

　　從外部環境看，發展金融業需要的穩定政治環境沒有了，鴉片戰爭，中英、中法、中日戰爭，八國聯軍進北京，太平天國運動，北洋軍閥混戰，中國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期就沒有消停過。間接造成的損失忽略不計，單是外來入侵者的燒殺搶掠，就曾讓北京的300多家錢莊在一夜之間被洗劫一空。

　　當然，南方的錢莊相對幸運一些，躲過了入侵者的明搶。但是，外國銀行在南方各通商口岸發展業務，中國的金融市場操縱在他們手里，錢莊只能作為依附品，攀在外國銀行的高枝上。畢竟錢莊規模再大，也是私人性質的，相比較國外財團支援的外商銀行來說，明顯要弱勢一些。錢莊自己要做大生意時，也不得不向外商銀行借款，這就相當於把自身的命運交到了他們的手里。

　　20世紀初期，上海發生了一次“股市風暴”，直接造成了上海半數以上的錢莊倒閉。19世紀末，德國人本茨發明了第一輛汽車，有了汽車制造業，相應的，世界對汽車輪胎的原料——橡膠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英、美等國的橡膠價格節節攀升。全球最理想的橡膠種植園莫過於東南亞，這里距離中國並不算遠，又有大量的華僑居住此地，於是很多倒賣橡膠的歐洲商人都將公司總部設在了東亞的金融中心——上海。到1910年時，東南亞的橡膠開發公司已經達到了120多家，其中1/3的總部在上海。這些公司魚龍混雜，有實打實做橡膠生意的，也有剛買了土地，橡膠苗都還沒種下去的，甚至還有人壓根就沒到過東南亞，只是在地圖上圈幾個名字，就開始在上海招股了。

　　這些人在上海大肆宣揚購買橡膠股票的美好前景，還不停地把倫敦橡膠市場的行情傳播到上海。如此一來，不光上海的商人相信了，連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卷了進來。上海人管橡膠叫做“橡皮”，所以國內一些洋行也都在門口打起了廣告，寫著“代客買賣各種橡皮股份”。

　　數不清的人被一夜暴富的神話驅使著來購買橡膠股票，連一些不知道橡膠是何物的人道聽途說，都投身到了轟轟烈烈的購買熱潮中。上海橡膠股票的熱賣也刺激了倫敦的橡膠市場價格，兩邊的泡沫都在迅速地膨脹著。

　　風潮的始作俑者是英國奸商麥邊成立的蘭格志拓植公司。清末報人姚公鶴曾在《上海閑話》中這樣描述蘭格志拓植公司：“當橡皮股票公司成立前之數月，上海華洋各報發表一長文，名曰《今後之橡皮世界》，洋洋數萬言，極言世界橡皮之需要，及未來30年預算之求過於供。彼時中外新聞記者，不知該著作者之別有命意，以為將為世界實業大放光明也，則亦著論以慫恿之。……然當時普遍輿論，對於該公司雖有種種猜測之詞，固絕對不疑為詐欺取財也。又未幾而股票漲價矣，又未幾而飛漲矣。”③

　　一向謹慎的麥加利、匯豐、花旗等外資銀行也開始承做橡皮股票押款，錢莊更是不遺餘力地投入到了這場風浪中。它們不但自己買，也放款給別人買，資金不足時甚至向外商銀行貸款，投資在瘋狂的股市上。正元錢莊的陳逸卿、兆康錢莊的戴嘉寶、謙餘錢莊的陸達生等人都是錢莊業的頭面人物，這些人一馬當先沖鋒在前，引領很多商人、個人也都加入到炒股大軍之中。從1910年開始，中國上海簡直是無人不談橡膠，上至官員下至平民無不傾囊購置，誰要是沒有幾張橡膠股票就會被人家視作“老土”。

　　瘋狂的人們貪圖股票的暴利，竟然抵押房產、首飾借貸購買。錢莊趁機還發明了一種新的抵押方式，允許顧客用買來的股票作抵押，貸出款來買新股票。有些“視野開闊”、“手眼通天”的人嫌在上海玩得不夠刺激，直接伸手到倫敦購買。這一輪交易中，上海市場共投進白銀4000萬兩之巨，占整個清政府一年財政收入的一半。整個上海的流動資金幾乎都進來了，“金融中心”已經無金可融。

　　泡沫終究是泡沫，吹得再大再漂亮也是會爆的。正當上海人興高採烈地算計著銀子翻了幾番時，1910年6月，倫敦股市暴跌，橡膠股跟著一瀉千里，原來最高能到1600多兩的股票一下子跌到了100兩。洋人的訊息來得較早，他們及時出手，避免了大規模的損失，而華商則囤積了大量股票，全部砸在手里。到了7月，上海每天都有錢莊倒閉。此時，借款給錢莊的外國銀行開始催收貸款，更加劇了上海金融業的恐慌，時文稱“錢莊里的華商資本完全枯竭，各銀錢業之間也完全無法通融”。等到錢莊業的巨擘源豐潤和義善源倒閉，這場“橡皮風潮”帶來的危害達到了頂峰。

　　以上都是錢莊衰落的外因，按照“苍蠅不叮無縫蛋”的原理，錢莊自身的組織結構也存在著先天的弊端，即使沒有外來的沖擊也不能恒久昌盛，這也是陳光甫有信心在競爭中取勝的原因之所在。

本文摘自《一個領先時代的銀行家》

　　陳光甫，是中國近代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銀行家，是一個金融奇才。他為人清高，熟悉專業，先後整理國家法幣，與美國進行金融外交，維護了國家利益，他所創辦的上海銀行創造了我國近代金融史上的一個奇迹，他被譽為“中國的摩根，他對中國近代銀行業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他的一生崎岖坎坷，最終成就功業。他直到七十多歲還在國際間奔走，事迹具有傳奇色彩。他還開創了中國近代旅遊業的先河，辦旅行社、辦招待所、辦旅行雜志、修繕國內景點、開設境外旅遊，他因此被稱為“中國旅遊業之父”。
　　本書從陳光甫的重要商業活動、與外商、與政府、與商界週旋等各個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現民國金融業的種種真相與角力。具有可讀性與話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