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炒作

　　廣告是最流行，也是毒性最大的精神污染源。從清晨的第一段播音，到淩晨的深夜節目，商業污染的洪流不停沖擊著你的大腦，幾乎每天能沖入三千條銷售信息。每一天，約有一百二十億條平面廣告、三百萬條電台廣告及二十多萬條電視廣告，被倒進北美人的意識里，人們卻對此毫無所覺。

　　公司廣告（或是商業傳媒？）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單一精神工程。但是，它對人們的影響一直以來卻不為人所知，很大程度上被大家忽視了。只要想到近年來、近幾十年來傳媒帶來的影響，我就會聯想到歐文·卡梅倫（Ewen Cameron）博士的洗腦實驗。卡梅倫博士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蒙特利爾精神病院的醫生，他主持了一項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贊助的“精神控制”實驗，目的是用耳機把有意識、無意識和半意識的主題內容植入實驗體大腦內。隨著時間的推移，成千上萬不斷重複的“驅動”信息就能改變實驗體的行為。聽起來似曾相識？廣告的目的就與上述實驗一致。卡梅倫博士的豚鼠在接受試驗後，表現出嚴重的精神損傷，這件事因此成為一大醜聞。但是，沒有人會對正在進行的大衆傳媒廣告試驗發出“噓”聲。事實上，新型“豚鼠”們每天還會自願走進實驗室。

　　 商業信息繁殖穩定、不眠不休，我們根本沒機會清醒過來，發現它的荒謬。廣告已經不只會出現在諸如公交車、佈告牌、體育場一類的常規地方了。在美國公司心中，只要目之所及，廣告標語或是產品信息就能夠而且必須出現。

　　 低下身子撿高爾夫球，球洞底出現經紀公司的廣告。給汽車加油，油管噴嘴上有條廣告。等取款機吐錢，加拿大政府留學優惠廣告（GIC）在小屏幕上滾動。開車經過中心地帶，麥田的風景不停被大廣告牌打斷。教室里播著百事可樂和士力架巧克力廣告（學校為了得到免費的影片設備，經過該死的讨價還價，同意播放“第一頻道”的廣告）。你以為自己看見了一切，事實則不然。某個設在亞特蘭大的銷售公司宣稱，他們計劃把一個填滿公司標志的充氣式廣告牌送到與地球旋轉同步的軌道上，這個廣告牌夜晚可見，就像是第二個月亮。英國短跑運動員克里斯蒂(Linford Christie)現身某新聞發佈會，他在雙眼瞳孔鑲了一對很小的“美洲豹”，這對特制隐形鏡片上還印有贊助商的標志。紐約軟體工程師啟動了一個專案，無論何時出席何種商務場合，都能把任一電腦上的光標變為本公司的圖標。日本一位學生每天乘坐地鐵時，都會穿一件電池供電的背心，每天兩小時，讓自己充當霓虹燈標志，說明某電氣巨頭促銷。德克薩斯州某學區管理層宣佈，他們計劃通過出售本學區的十七所學校屋頂作為廣告用地，來增加本地區收入——屋頂廣告能夠抓住每年飛往達拉斯（譯者註：美國德克薩斯州東北部的一個城市）的五千八百萬商務客機乘客的註意力。孩子們在小腿上文上耐克標志。還有一些孩子，在派對上把真正的條形碼穿上身，只要同學掃描條形碼，就會顯示諸如“我想跟你睡覺”一類的信息。澳大利亞悉尼一個名叫大衛·本特利的男孩兒，幹脆把自己的腦袋租給公司做廣告，每隔幾週換一次發型，在頭上剃個新廣告。（“我敢肯定，我就讀的那所高中里，每天至少會有2 000個同齡人讀我的新發型，看看上面究竟寫了些什麼，”這位年輕的企業家說，“我只希望自己的腦袋能再大一點兒。”）你在超市拿起一只香蕉，小小的香蕉皮上也印著廣告，為電影院暑假檔做宣傳。（“這種宣傳廣告還能進行互動，因為吃香蕉不剥香蕉皮兒可不行，”這種新型廣告的某位策劃執行人說道，“而且人們買水果時往往是從十個裡面挑一個，因此會對廣告內容有更深的印象。”）英國的童子軍把榮譽勳章上的空白處賣給公司做廣告。某澳大利亞電台把標志染在兩百萬顆雞蛋上。IBM公司用掃描電子顯微鏡和鐳射燈把公司標志打在舊金山上空的雲層上，標志閃閃發光——讓人不禁想起一千年來戈登長官召喚蝙蝠俠的方法（廣告圖像十英里以外也可看見）。頂好食品公司（Bestfoods）公佈的計劃是，把四季寶花生醬塗在一塊幹幹脆脆的大餅幹上，每天早晨低潮時把它放在新澤西的一塊海灘上，海浪沖刷幾個小時後，花生醬才會被完全洗掉（該公司還因為此種環保的廣告方案廣受稱贊。）可口可樂公司與澳大利亞郵政機構成六個月的協議，用可口可樂的標志代替郵票貼在包裹上。一個名叫VideoCarte的公司把交互屏幕安裝在超市手推車上，這樣人們就能一邊購物一邊觀看他們的廣告了。（該公司某執行官把這種小顯示屏稱作“當代最強大有效的微觀銷售傳媒手段”。）

　　 幾年前，市場營銷人員開始在大學校園的男士洗手間安裝廣告牌，高度剛好在小便池上方目光所及之處。在廣告商看來，這簡直是個絕妙的主意：小便時他們還能往哪兒看？但是，第一次聽說這事兒時，我非常憤怒，覺得最後一個私密時刻被人利用了。“校園里的反應如何？”我問告訴我該故事的記者。“沒什麼反應。”他說。顯然，這類廣告牌早已在酒吧餐廳之類的地方隨處可見，基本上有供男士小便的地方，就有廣告牌，因此，男士們不僅不會與我分享憤怒之情，實際上他們還挺高興在小便時能有轉移視線的東西存在。

　　 污染心理的洪水在我們身邊四處泛濫，我們卻在享受洪水來臨時的每一分鐘。廣告語言並無意義，事實上，它比無意義更糟。它是一種“反語言”，廣告宣稱講述真相，實際上就是在扼殺真相。

　　 我們無處可逃。無人有豁免權，無人是備用品。過去，每當我靜下來的時候，我的腦海里就不停響起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開篇音樂，現在，腦子里的聲音變了，換成小孩不停地唱歌。

本文摘自《美國是一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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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卡勒-拉森和他的“文化干擾者”伙伴們認為“美國不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價值千億的商標。”作為《廣告克星》雜志創建人，卡勒R26;拉森致力於用改變信息流的方式阻止“美國”的品牌知名度；機構行使權力的方式；電視台運行的方式；事物、時尚、汽車、運動、音樂和文化產業設定的方式；拉森用勇氣和強有力的語言表達了解構了廣告文化和我們對名牌及偶像的過度關註。他也展示了如何組織對權力的抵抗，如何打破“電視瘾時代”的“媒體瘾”，撕下捆綁在時尚和名流上的標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