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生態

　　“人們都瘋了麼？”［6］作家吉姆·文道夫（Jim Windolf）在《紐約觀察家（The New York Observer）》報1997年十月號上提出了這個問題，然後用數字給出了答案。

　　 如果你把美國人聲稱患有的各種心理疾病綜合在一起，浮現出的就是一個精神高度緊張的國家的形象。這個國家有一千萬人患有“季節性情緒失調（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一千四百萬人酗酒，一千五百萬人精神抑郁，三百萬人長期忍受“急性焦慮症（PanicA t t a c k）”的折磨，一千萬人有“邊緣性人格障礙（B o r d e r l i n eP e r s o n a l i t y D i s o r d e r）”，一千二百萬人患有“不寧腿綜合徵（restless leg）”，五百萬人患“強迫症（obsessive）”，二百萬人為“躁郁症（Manic-depressive）”患者，一千萬人性瘾成癖。此外還有“慢性疾勞症（Chronic Fatigue Syndrome）”或是“化學物質過敏症(Multiple chemical sensitivity)”帶來的諸多痛苦，以及一人身患多種精神疾病的情況。這一切的一切讓文道夫得出如下結論：“77%的成年人生活一團糟”。再加上一些新增的可量化的心理疾病，可以說“這個國家人人都是瘋子”。

　　 他大膽地提出，美國人正在變成只關心自己的讨人厭的憂郁症患者。為什麼？因為他們能。人們的普遍心理就是“哭吧，大聲哭吧”。任何微不足道的不適感都是合理的存在。感覺痛苦並不違法。只要你覺得自己病了，那你就是病了。

　　 這話也許有一點點道理。身處和平之中，經濟飛速發展，人們生活在一個危機爆發相對自由的時代。難道不會有人刻意制造危機，用小刺激制造大創傷麼？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事實的真相遠不止如此。在我看來，我們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自我標識問題。太多人情緒消沉卻不知原因何在。什麼東西正在耗幹他們的能量，蠶食他們的大腦——但究竟是什麼？沒人知道。

　　 事實是：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來，各個年齡層中患有嚴重抑郁症的比例一直穩步上升。自殺率、單相障礙（躁症或郁症）（Unipolar disorder）、雙相障礙（躁症及郁症）(bipolar disorder)及酗酒飛速攀升。美國人中患抑郁症的比例幾乎高於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跨文化數據顯示，亞洲國家的美國化也使得它們的抑郁症患者比例同步上升。另外，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Americ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近期的一項研究證實，心境障礙問題已在二十世紀的每一代人中遞次增加。通常情況下，我並不怎麼相信這類數據，但我偶然的觀察卻證實了上述發展趨勢。只有我，還是所有的父母現在都在依賴他林抗（Ritalin）精神失常藥的說明？孩子們精神亢奮、註意力分散、心不在焉。孩子們很難堅持某項“任務”，父母們也好不到哪里去：情緒變化快、容易走神。許多人——包括我自己——這些年來的情緒似乎都是在坐過山車，高高低低，波動異常，前一分鐘還在天空翱翔，下一分鐘已經跌落地面，精神抑郁。

　　 為什麼會這樣呢？某些研究人員把原因歸咎於環境污染物質：空氣、水以及食物中的化學藥劑。另一些人把目光轉向文化和經濟因素，認為是它們增加了日常生活的壓力。沒有人知道確切答案。但是猜一猜也不錯。在小說《洪堡的禮物（Humboldt's Gift）》中，作者索爾·貝婁（Saul Bellow）疑惑地指出，為什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都說自己深受上天的庇佑，而美國人卻能毫無羞愧地說自己飽受“折磨”？他的答案是，大多數人把“折磨”等同於缺衣少食，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折磨”存在，那是由“生活過於富足（plentitude）”引起的。

　　 盡管有悖常理，“生活過於富足”正是美國文化的負擔。大多數美國人擁有所需的一切，但他們仍不滿足。如果任何東西都唾手可得，沒有什麼來之不易，那麼生活就會變得淺薄無意義。在這個巨型的時代——巨型合並企業、幾十億打造的大片、奢華的拿鐵咖啡——我們展開雙臂擁抱“多！更多！”這一價值觀，就為了彌補不會顯得“少！更少！”的生活。吃著速食卻感到饑餓，正如一位佛教高僧所說，“饑餓不知為何”。富足的生活填飽了胃，也喂出了精神的不適。

　　 在過去的十五年間，“消費文化”的秀場盛宴層出不窮，對它貪婪的刻畫未有絲毫減弱，反而越來越強。為了迎合這一需求，媒體殖民化我們的精神環境，擠走人類本有的歷史文化背景。他們的地盤上什麼也沒有，只有洪水般湧入的信息：市場激增，但地球變暖；這個秋天，潮人們穿著及膝裙招搖，東非地區的人們卻在忍饑挨餓。

　　 難道不正是這些東西——富足詛咒、圖像爆炸、信息超載、媒體廣告——把人類逼向瘋狂的邊緣麼？但是，人們卻把大筆的錢花在這些東西上面。正是這種被消費不斷驅使的文化吞噬著人類，讓我們生病。

　　看一看大多數人放鬆的方式吧。下班後，我們回到家中，已是精疲力竭；然後打開電視——完全是條件反射（如果獨居，打開電視就可以制造有人同住的假象）。我們被動地在電視前坐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除了吃飯，幾乎是一動不動。我們接收信息，卻不加以轉換。一張張圖像飛進大腦，變成了我們的看法、知識、品味及欲望。我們看“人與自然”，卻不輕易走入自然界。我們被情景喜劇逗得哈哈大笑，對配偶講的笑話卻不置一詞。我們花無數個夜晚觀看AV，而不同愛人做愛。媒體用幻想喂飽我們，再用幻想改變我們（還記得電影《發條橙（AClockwork Orange）》麼？為了治療主角亞歷克斯，“心理專家們”不正是採取了讓他不停觀看電視上的性愛和暴力鏡頭的厭惡療法，才使他對“惡”產生厭惡之情的麼？對於亞歷克斯來說，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界限已經模糊不清了。他說：“只有現實世界被拍成電影的時候，它的顔色才變得真實起來。”），一層又一層虛無詭秘擋在世界與我們之間，最後我們變成了沒有靈魂的木乃伊。商業大衆傳媒正在重組我們的神經細胞，複製我們的情感，把人類非物質的需求與物質牢牢地聯繫在一起。針頭太小，我們幾乎感覺不到註射器的存在；藥物劑量正在一點點地增長，我們卻沒有意識到它的毒性有多大。

　　 相對而言，這種毒藥太過新穎——副作用尚不明朗。我們還在適應無處不在的傳媒。我們是歷史上第二或第三代在電子設備占主導作用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類歷經幾千代人才適應了陸地生活（即自然環境），因此，我們也可以做出合理的猜測：人類將至少用幾十代人的時間才能適應新的電子大衆傳媒環境，盡管新環境正在快速取代我們原有的“自然環境”。激蕩起伏的情緒及深深壓制的憤怒或許正是這種人類環境重大變革帶來的病症。我們是進化後的新一代，只需在電子海灘上喘息。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未能解答一些關鍵的基础問題——如媒體暴力究竟是如何影響孩子們的——更不用說那些宏觀的問題了。例如，當社會成員把清醒時光中的一半都花在虛擬環境中時，整個社會將發生何種變化？人們已經知道看電視和選舉意願之間的關係了（看的電視越多，越不願親身參與到民主進程中）；人們也知道看電視與兒童肥胖症之間的關係了（考慮到壞體形會蠶食自尊，我們可以說看電視成瘾對大多數兒童有害）。不僅如此，令大多數人懷疑的是，所謂心理機能究竟能起什麼作用？因為不知情，從很大程度上來說——這也是最奇怪詭異的部分——人們並不怎麼擔心心理疾病。

　　 十年前，沒人會擔心食物中的化學成分，或是工業生產帶來的毒素；我們以為這些東西“都在許可範圍內得到了有效控制”。事實上我們錯得離譜。今天，在看待“精神環境”的問題上，我們正在重複當年的錯誤——天天都在“吃”毒藥，卻漠不關心，完全不作他想。精神環境如同空氣和水，是寶貴的公共資源。我們得保護它不受外界紛擾入侵，正如我們十年前四處遊說、設立“無煙區”一樣。

　　 禁煙運動之所以取得成功，不是因為宣傳冊上說香煙對朋友和家人的危害極大。人們需要的是強有力的數據，以證明吸二手煙的危害。“香煙無害”“吸煙的權利大於呼吸清新空氣的權力”這類華而不實的詞藻打動不了公衆，反而讓他們堅定了內心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禁煙活動家們轉變了人們對吸煙的認識和印象。他們使煙草公司不再是“酷”的代名詞，並將死亡和吸煙這兩個概念永恒地聯繫到一起。這或許就是精神環境戰役中的第一場勝利——這個環境中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污染物質，就像河水里流淌著污物、雲朵中佈滿煙尘。很久以前，我們學會了監控人類往自然界傾倒的污染物，或是監控人類從自然界吸收的污染物；現在，是時候註意對“精神污染源”的監控了。

　　 一切都只是開始。接下來我要向大家介紹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精神污染源和信息病原體——威脅人類精神生態系統的根源。

本文摘自《美國是一個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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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卡勒-拉森和他的“文化干擾者”伙伴們認為“美國不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價值千億的商標。”作為《廣告克星》雜志創建人，卡勒R26;拉森致力於用改變信息流的方式阻止“美國”的品牌知名度；機構行使權力的方式；電視台運行的方式；事物、時尚、汽車、運動、音樂和文化產業設定的方式；拉森用勇氣和強有力的語言表達了解構了廣告文化和我們對名牌及偶像的過度關註。他也展示了如何組織對權力的抵抗，如何打破“電視瘾時代”的“媒體瘾”，撕下捆綁在時尚和名流上的標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