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前言（1）

　　1982年伊始，默多克前去拜會了首相撒切爾夫人。二人談到了一個共同的問題：哈羅德·埃文斯。此時，距默多克接管《泰晤士報》和《星期日泰晤士報》僅10個月有餘。

　　作為當時《泰晤士報》的主編，我是默多克的一塊心病。故事要從1981年說起。當年他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向我保證，《泰晤士報》不會受到政治干預。諷刺的是，這些誓詞最終在撒切爾政府面前讓步，並在日後說明默多克逃過了反壟斷委員會的調查。一些重要的保守黨黨員，包括在野黨都認為，根據《公平交易法》的規定，反壟斷委員會理應就默多克的收購案舉行聽證會，或者採取其他的解決方案。

　　這並非無理的要求，與保守黨對待競爭的原則也絕無出入。要知道，默多克是在求購銷售量最大的品質週報和全英最負盛名的日報。此前，他已經擁有了最畅銷的日報和週報——《太陽報》和《世界新聞報》。1979年的大選中，這兩份報紙無一例外地倒向了撒切爾。1981年的收購案中，撒切爾的意志也貫穿於政府讨論的始末。同年1月22日，她宣佈這宗收購案不存在任何壟斷嫌疑。默多克在撒切爾最困難的時候堅定不移地支援過她，她勢必會在日後為默多克保駕護航。

　　作為新一任英國貿易大臣的約翰·比芬，在他升入下議院五天之後，讓事情變得稍顯不同。默多克的收購需要有條件地進行，即保證編輯的獨立性。這也在默多克的意料之中。默氏的承諾讓我印象深刻，我還曾說明他們在《泰晤士報》內部做過系統的闡述。

　　我深知默多克對待承諾小心謹慎，就像魏瑪共和國發行馬克一樣。但是，國務大臣為這些承諾增添了法律保障，意味著違背承諾會受到相應的刑事處分。參加完下議院辯論的第二天，默多克這樣和我說：“見鬼，如果我和你說話，我就得進監獄。”這看起來像個天大的玩笑。“假設我能另辟蹊徑，毀掉那些承諾，並且炒掉一名主編，結果會如何？”他問召集起來的《泰晤士報》員工。“答案很簡單，我們會成為衆矢之的，報紙也會毀於一旦。”

　　沒過多久，默多克便計上心來，把我這塊燙手的“山芋”扔給了撒切爾。一時間，我似乎被大材小用了，我理應擔任某個更高、更有意義的公職。默多克的挫敵之道，讓撒切爾很是著迷。事情也被擺在桌面上和保守黨主席塞西爾·帕金森讨論。

　　默多克的立場是，我不是一個好的日報主編。但他實際的中心意思卻是，埃文斯不是保守黨的黨員。帕金森曾對一名同事說：“從我們的角度出發，這非常重要。”在首相和黨主席的眼里，我的非黨員身份增添了不可靠因素：埃文斯手中的《泰晤士報》能否一心一意地支援撒切爾和保守黨？這原本只是一個疑問，卻在默多克的添油加醋下愈演愈烈。

　　馬島戰爭前夕，社會民主黨派的崛起以及撒切爾糟糕的民意支援率，讓唐寧街10號和保守黨中央辦公室的神經都高度緊繃。黨內極端主義傾向開始顯現。1982年，體育協會主席迪基·季普思結束了五年任期。帕金森四下環顧，表示要為這位前英格蘭橄榄球隊員尋找一名繼任者。

　　可愛的帕金森註意到，滑雪是我除報紙之外的第二大愛好。使出如此一招，我一來不會懷疑這是騙局，二來也能欣然接受。可惜的是，我對和季普思糾纏爭球沒有興趣。後者不久便成功連任。我才53歲，從來就沒有想過早早地從新聞業退休。

　　默多克沒有就此罷手，他一直在尋找支開我的正當理由。在《泰晤士報》內部，默多克找到了他的秘密武器。報紙易主不久，一些改變多少會引發不安。他利用這一點，否決了議會賦予我的編輯自由，打破了他對議會的承諾，並且離間了我與我的副手查爾斯·道格拉斯-休姆。

　　自打我擔任主編開始，默多克就希望《泰晤士報》能成為撒切爾在英國的骁勇戰士，充當在美國的里根的堅強後盾。盡管在通向泰伯恩刑場的路上發生了些許奇怪的事件。可最終，事情卻逐步演變成與崛起的社會民主黨的沖突。

　　關於貨幣主義的優點，默多克與我就曾在我住所的門階上爆發過一次爭吵。保守黨內的一排排诽谤浪潮，給我扣上了“揮霍者”和“社會民主黨人”的帽子。默多克的總經理傑拉爾德·隆執意要我說明，為什麼在政府宣佈經濟衰退結束後，還允許《泰晤士報》的報道大唱反調。1982年新年之際，默多克暗地勾結政客和知名記者，強化他展開人身攻擊的陣營。他大費週折，宣稱我俨然一副社會民主黨人的模樣，並遊說保守黨後座議員媒體委員會。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買他的賬。該委員會主席傑弗里·約翰遜-史密斯稍後就表示：“我們知道你不是他們所說的那樣。”然而，沒有人知道，是什麼讓默多克控訴我揮霍無度的。這里留下了一個伏筆，仿佛在告訴世人，其中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醜聞。眼下這個階段，他和我玩起了政治遊戲，一切就從他編制的免責聲明開始。他極力掩飾，並暗示手下通過政治活動對我展開批評，例如“缺乏堅定的信念”和“沒有良心”。

　　我對這種代號並不陌生。默多克收購報社不久，我還在《星期日泰晤士報》工作。在報紙上，我撰寫了一篇標題醒目的社論——《撒切爾夫人，你大錯特錯了》，總結了我過去幾年關於經濟領袖的報道。其中的立場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文章以撒切爾公佈的經濟報表為藍本，對其逐一進行了分析和評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起初收到的百餘信件，多是持批評態度的，但是隨後而來的，幾乎都是贊同之聲。

　　兩週以後，我被任命為《泰晤士報》主編。這時，《星期日泰晤士報》駐華盛頓記者亨利·佈蘭登給我寄來了一封信，內容是他和撒切爾夫人的一段談話：

　　在英國大使館為總統舉辦的招待會上，我和首相談及了你的新任命。我向她建議說，《泰晤士報》需要你這樣的主編來打破常規。她說她很喜歡你，《泰晤士報》也需要改頭換面。但是，她不確定你是否擁有“堅強的靠山和堅定的信念”。她認為對一份像《泰晤士報》這樣的報紙來說，以上因素很重要。

　　佈蘭登評論道：“她也許是在擔心，你不能像前任主編威廉（李斯-摩格）一樣支援她。盡管這是一次私人談話，但是其中信息還是有必要告知於你。因為，谙熟首相對一個人的看法，是非常有用的。”

本文摘自《默多克與《泰晤士報》之爭背後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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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報業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於擔心未來的所有者威脅“新聞報道的準確性和觀點的自由表達”，英國議會設立了法律擔保，限制所有者權力。
　　默多克收購報紙一年後，擔憂成為現實。默氏繞開擔保，借商業運營之名，控制新聞採編，左右政論立場。報紙珍視的內部獨立性遭到腐蝕。
　　本書作者回顧了這樁報業史上極富爭議的並購案，講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編的種種內情，真實呈現了巨變時刻的媒介業態。審查限制、勞資糾紛、技術換代帶來了外部壓力；更深遠的問題，正埋藏在新聞觀念本身的嬗變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