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前言（2）

　　1981年2月，空氣中充滿了不安的情緒，我對此深表理解。然而一年後，事情的發展軌迹卻出乎我的意料。坦白地講，我感到非常震驚。沒錯，我並不是保守黨黨員，但我也絕非社會民主黨、工黨或者自由黨的黨員，更不是什麼威爾士民族主義者。我的選票是根據判斷投出的。1979年大選中，我投給了撒切爾。但是，個人的投票記錄與職業信仰關係甚微。一份獨立報刊的最高標準，就是避免新聞記者活躍在政黨活動中。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從大選中撈得資本。

　　1980年，威廉·李斯-摩格以保守黨候選人的身份，來到了位於杜倫郡的一個礦工小鎮切斯特。1959年，我也曾受邀以自由黨人的名義，參加在柴郡保守黨選區的競選。不過，我拒絕了這個邀請。在新聞工作中擺脫黨派幹系絕非易事，多數記者很難不受影響。主編作為報紙的監督人，更應拒絕從政府手中接過任何政治榮譽。我很難想象自己可以對此舉送上誠摯的祝賀。

　　《星期日泰晤士報》是一份獨立於政黨的報紙，在我擔任編輯的14年間，報紙僅支援過一次工黨和兩次保守黨。我有理由相信，《泰晤士報》的獨立性至關重要。首先，這是一份天天和新聞打交道的報紙。其次，與其他的民主國家相比（如美國），英國的在銷日報更容易被黨派意見所左右。

　　讓我們來看一則保守黨的最優計算：若《太陽報》－《鏡報》＝零，則《每日郵報》＋《每日快報》＝保守黨陣線。這會體現在新聞的選取和陳述、專題報道和頭版頭條中。縱觀嚴肅報刊，《金融時報》是中立偏右，而右派《每日電訊報》的讀者群是左派《衛報》的三倍。

　　但這並不意味著，《泰晤士報》也要成為政治砝碼。長此以往，《泰晤士報》一定會失去自我，變為牆頭草隨風倒。屆時，報紙的新聞和觀點會受到政黨忠誠的影響，這將成為一個國家的損失。某種程度上說，對黨派的忠誠可能被視為一種優點，因為報紙會得到回報。但是，獨立較之為一個更高的理想，我們理應為此努力。更有意思的是，獨立性能服務於讀者，讓政客不敢越軌行事。

　　《泰晤士報》有史為鑒。託馬斯·巴恩斯被認為是《泰晤士報》最偉大的主編之一。他打破了擁護執政黨的傳統，堅信自己是對公衆，而非對政黨或統治者負責的。報紙應當作為一個獨立機構運作的理念，正是從巴恩斯那里傳承下來的。“二戰”期間，《泰晤士報》經歷了一段災難——對納粹德國的姑息縱容，這與時任主編的傑弗里·道森脫不了幹系。他個人對首相斯坦利·鲍德溫的忠心耿耿多少產生了影響。《泰晤士報》視自己為政府和政黨的附屬之時，亦是其淪為平庸之日。

　　1981年至1982年，關於獨立性的措辞，引起了撒切爾和保守黨政府的敵意。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政策的闡述面面俱到，一絲不漏。其中一些擔心經濟受到了沖擊，很多則得到了贊同。財務大臣就向《泰晤士報》表示，在與公職人員的薪酬之戰中，我們的支援非常重要。反對派工黨的苦難經歷得到了忠實記錄。我也能保證，關於社會民主黨崛起的報道和評論是全面且公正的。就此，撒切爾的保守黨批評者有了施展拳腳的平台。

　　我和撒切爾的個人關係還算過得去。直到《泰晤士報》刊登了一則丹尼斯·撒切爾介入建築申請計劃的報道。作為報紙主編，我不認為頻繁拜會首相和反對黨領袖是必要的。然而，有十年的時間，我多次在不同的場合與撒切爾會面。個人而言，我很欽佩她的執著。不管是在公開場合還是私人生活中，她都保持了相同的姿態。然而，她對異議的領會能力讓人不敢恭維。撒切爾可以諒解全盤的反對，卻很難適應友善的批評。別人都期待得到說明，她卻歡迎對手的發難。於她而言，沒有永遠的反調，只有信心的缺乏。我反對工會的禁令，特別是新聞業只雇用工會會員的制度，讓撒切爾難以理解：為什麼我不能在其他事情上和她保持一致？這一定是謬誤。埃文斯不是那麼“值得信賴”。

　　如果說撒切爾不是履行編輯獨立性的理想人選，她也不會是第一位樂於看到新聞業健康發展的首相。哈羅德·威爾遜曾發起過反對諾拉·貝爾奧夫的活動。後者是《觀察家報》的政治記者，她的老闆兼主編大衛·阿斯特對威爾遜很是反感。當時，正值反壟斷委員受理羅伊·湯姆森求購《泰晤士報》一案，威爾遜在首相別墅與湯姆森共進了晚餐。晚餐後，他還建議湯姆森炒掉自己的政治記者大衛·伍德。這個建議後來被打入冷宮。

　　1967年和1982年《泰晤士報》的區別就在於其所有者——羅伊·湯姆森和魯珀特·默多克。二人表面上有著驚人的相似：外來的小子在英國報界遊刃有餘，辛勤耕耘又極富魅力，熱愛金錢又相當保守，在多樣化經營方面也都大獲成功。

　　不過，兩人的不同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湯姆森天生就是一個誠實的人，這是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品質。然而，他為此也弄得自己傷痕累累。湯姆森似乎很享?洩露秘密。他始終維護編輯的獨立性，秉信報紙的職責是為社會大衆服務。他不善僞裝。他向商界同仁提出建議，但從不指手畫腳，或者尋求他人的奉承。他可能有些刻薄，但絕不向恐懼低頭。

　　1963年，就在首相顧問委員會考慮給湯姆森授勳時，《星期日泰晤士報》卻在同一時間對首相哈羅德·麥克米蘭的政策大加批評。政客和商人抱怨他對此視而不見，任由他的主編丹尼斯·漢密爾頓胡鬧。對此他緘默不語。湯姆森的自傳里這樣寫道：“我寧願保持沉默。”在一群議員面前攻擊自己編輯的事情，他斷然不會加以考慮。

　　在我供職《星期日泰晤士報》的14年里，漢密爾頓僅有過一次，試圖引導我向經營者偏好的政治路線靠攏。事情發生在1974年的大選期間，他和善地建議我說，如果《星期日泰晤士報》為工黨幫腔，湯姆森先生會很不高興。週六晚些時間，我在一次電話交談中，告訴了湯姆森我們的立場。他表現得泰然自若，先是給希斯和威爾遜做了精辟的點評，然後總結道：“嗯，不過哈羅德，一切還是取決於你……今晚的事情還順利嗎？”

　　漢密爾頓也就此罷手。湯姆森從來沒有施加過什麼壓力，都是漢密爾頓自己的判斷，謹慎使然。

　　湯姆森對他的商業判斷信心滿滿，卻在政見方面不求權重。他是個保守的人，但他的保守主義和塞缪爾·斯邁爾斯一樣樸素。默多克則散發著工廠機器的味道。經過早年自力更生的艱苦生活，湯姆森身上具備了先驅者正直、謙遜和節儉的品質。他對自己的成功也驚訝不已。這種天性是由內而外的，而非由外而內的。讓人感到稍顯古怪和偏頗的是，他並不希望每個人都去複製自己的成功。

　　相比之下，默多克的保守主義就和自立、樸素的人生哲學扯不上關係了。金錢和權力才是滋養他的源泉，手段無外乎控制、操縱和審時度勢。他的所作所為更多是出於政治考量，利益的出現能讓他擱置一切主義，自然這些信念也就算不上根深蒂固。他支援政客，也是基於他們能夠贏得權利和贊同的前提。任何時候，一份報紙的獨立性在這位經營者的需求面前，都毫無地位可言，只能充當其個人的工具。

　　和默多克一樣，湯姆森視辦報為一種掙錢的手段。但是，正如弗朗西斯·威廉所說，湯姆森持久的貢獻在於，他努力保持了報刊在不斷複雜化的商業環境下的專業性。默多克則認為新聞業是生意的一部分。新聞報道成了商品銷售和個人權力交易的附屬品。這種經營者的特點讓人倍感厭惡。哈特維爾勳爵是《每日電訊報》和《星期日電訊報》的總編兼經營者，但他卻堪稱新聞總編的楷模。同樣，《觀察家報》的大衛·阿斯特也是如此。

本文摘自《默多克與《泰晤士報》之爭背後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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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報業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於擔心未來的所有者威脅“新聞報道的準確性和觀點的自由表達”，英國議會設立了法律擔保，限制所有者權力。
　　默多克收購報紙一年後，擔憂成為現實。默氏繞開擔保，借商業運營之名，控制新聞採編，左右政論立場。報紙珍視的內部獨立性遭到腐蝕。
　　本書作者回顧了這樁報業史上極富爭議的並購案，講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編的種種內情，真實呈現了巨變時刻的媒介業態。審查限制、勞資糾紛、技術換代帶來了外部壓力；更深遠的問題，正埋藏在新聞觀念本身的嬗變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