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時機

  雖然華為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已經進入了一些海外市場,但大規模的海外開拓卻是在2000年以後。這一時間點,與任正非在1995年提出的跨世紀大規模跨出國門的計劃是一致的,但也正好包含了兩大宏觀環境因素:一是中國即將加入WTO,二是全球IT泡沫行將破滅。

  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全球化的速度必然越來越快,也將越來越深化,作為一種標準化的產業,通信產品的技術指標全球統一,外國產品容易進入中國,中國產品也方便走出國門,因此,如果不主動出擊,就只有坐以待斃,被動接受外企進入國內的競爭。任正非看到了華為在通信產品標準化特點中的優勢,那就是能夠通過大規模的複製,有效地降低產品成本。任正非曾經說:“沒有大規模的市場營銷,就發揮不了軟體拷貝的附加值優勢。”這句話的背後含義是,要用市場的強勢行動激發成本的比較優勢,這也是為什麼華為把研發基地放在中國,而大量派出市場營銷精英進軍海外的重要原因。

  大舉進軍海外的另一個重要機遇,就是發生在世紀之交的IT泡沫破滅。2000年IT泡沫破滅之前,大批風險投資家和大企業爭相向創業公司投入重金,甚至包括那些業務並不成熟的公司。2001年,國際電信市場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電信投資比2000年下降了50%,華為的同行此時普遍採取了收縮戰略,從收益較低的市場中退了出來,也包括縮減研發投入和員工規模。有些西方電信公司由於收縮過快,以至於一蹶不振。從2000年到2003年間,朗訊公司在全球裁減了約占原來員工總數近2/3的崗位,3年裁員8萬人;同期阿爾卡特裁員2萬;兩家公司合並時再次裁員8800人。

  同行的收縮給華為帶來了彎道超車的時機。在此期間,華為反其道而行之,實行了毛澤東遊擊戰術的“敵退我進”的原則,加大對研發和市場的投入,除了派駐大量的員工進入海外,還將2001年的研發投入增加到了2000年的2倍。這雖然是十分冒險的舉動,卻有效地把握了宏觀大趨勢,2002年,盡管銷售收入遭遇了負增長,但海外收入卻由2000年的1億美元增至5.5億美元。

  除了兩個宏觀機會點,任正非還觀察到了另一個內在機遇,就是華為與同行之間的年齡結構優勢。他在1996年對市場和研發人員的講話中說:“我們的隊伍平均年齡在25歲,下世紀剛剛進入成熟期。而發達國家的一些著名公司,剛好處在老人退役,新人交替的歷史時期,剛好會出現三五年的時間縫隙,給了我們突擊的機會。”因此,如果在這個時機到來之時,公司的管理水平能和團隊年齡一樣,正好進入成熟期的話,“將促進我們在國際市場占有有利地位,這是十分有希望的”。

  為鼓舞更多的人前往海外工作,2000年底,華為舉行了一場“歡送海外將士出徵大會”,以隆重其事。任正非在大會上慷慨陳詞,發表了名為《雄赳赳 氣昂昂 跨過太平洋》的講話。他在講話中鼓動道:“是英雄兒女,要挺身而出,奔赴市場最需要的地方……為了祖國的繁榮昌盛,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也為了華為的發展與自己的幸福,要努力奮鬥。”他同時也指出,中國企業走向世界,也是在主動肩負民族振興的希望,是一種偉大的趨勢:“我們要選擇在這樣一個世紀交替的時刻,主動地邁出我們融合到世界主流的一步。這,無疑是義無反顧的一步,但是難道它不正承載著我們那實現顧客夢想,成為世界一流設備供應商的使命和責任嗎?難道它不正是對於我們的企業、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乃至我們的個人,都將被證明是十分正確和富有意義的一步嗎?”激情澎湃的講話,勾勒出一個波瀾壯闊、充滿希望的圖景,也將一個企業領袖所具有的雄心、眼界和魅力展露無遺。

本文摘自《華為哲學概論》


2000年的時機  本書對華為企業文化的運作方式與成功路徑做了深入分析,闡述了有關華為的最新、最熱門的危機話題,並對其危機的產生原因及應對之法提出了自己的判斷和見解。把華為的成功與危機放置在同一個參考系統中觀察,在分析華為的成功路徑的同時,也指出其中埋伏的隐患,把華為的成功與危機作為一件事情的正反兩面進行了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