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明尼蘇達

　　1962年9月，21歲生日後不久，我登上了去雙城的飛機。朋友們開玩笑說我需要一個簽證。我從未獨自生活過，所以決定住在一個國際學生宿舍大樓里。這里完全不同於在紐約讀大學時的生活，那時大多是走讀的學生，但這並不意味著在紐約市大學的學習經歷毫無趣味可言。正相反，我不僅有美好的校園生活，還有很多機會參觀城市里的著名博物館、劇院並參加各種文化活動。那是垮掉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時候媒體的一種意象，用以諷刺垮掉的一代文學運動（Beat Generation literary movement）和暴力電影形象。這一詞由記者赫佈·凱恩（Herb Caen）在《一袋筆記》（Pocketful of Notes）中提出，SFGate.com檔案館，1958年4月2日。的年代，頻繁造訪格林尼治村是大學生活的重要部分，而紐約市中多是精致及傳統的美食。星期六的晚上我們往往在城里最好的餐館中度過。我大學時打牌的手氣特別好，學校放假時，我們幾乎每晚都去不同的餐館。

　　明尼蘇達大學是典型的美國中部十大聯盟學校，跟我所熟悉的大學文化完全不同。我認識了很多當地學生，第一年還花了很多時間去看橄榄球、籃球及冰球比賽，啤酒和披薩是這里的標準食物。我通常起床很晚，然後去聽課授課，最後再跟其他研究生一起去一個叫米克瑟（Mixers）的酒吧。我跟不同國籍背景或來自美國不同地方的學生交朋友。

　　其中一個叫喬恩·戈徳斯坦（Jon Goldstein）的成為了我一生的朋友。我們同在明尼蘇達的日子里，他敦促我關註環境問題，並在之後的40年里繼續激勵著我。他的見解對我的生活和事業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中級微觀及宏觀經濟學理論課程學到大約四分之一時，我開始探究經濟系能給我帶來什麼。我選了利奧·赫維奇（Leo Hurwicz）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他的機制設計方程挑戰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基本方程。赫維奇認為斯密的完全競爭理論利用個人自身利益來優化稀缺資源的分配是行不通的。市場並不總是充滿競爭，況且人不可能總是得到充分的信息來增加自身利益。赫維奇想做的是設計某種制度——或機制——來激勵人們去實現其社會目標。我被赫維奇敢於挑戰大師及經濟學基本理論，並提出創造性新思路的勇氣驚呆了。

　　在赫維奇的課上，我還接觸了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的著作，他當時還只是芝加哥大學一個不太知名的經濟學家。他用純粹而簡潔的句子來解釋諸如公司理論之類的複雜題目，那種清晰描述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發現他的風格相對於席卷經濟學領域的那種數學方程而言，是一種清新的轉變。

　　在我開始第二年學習之時，艾倫來到了明尼蘇達，並開始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公立學校教五年級。她支援我完成了研究生階段的學習，並暫時放棄了去研究生院深造的計劃。她是個非常好的老師，在她離開雙城時，學校的報紙對她大加贊賞。1964年暑假回到紐約後，我在紐約大學教入門經濟學，而艾倫開始學習藝術。下課後我們就在格林尼治村碰面並一起參觀了很多藝術畫廊。從這個時候起，我們便開始收集一些負擔得起的石版畫。

　　回到明尼蘇達後，我在主修公共金融及國際貿易的同時，輔修了統計學，並開始學習計量經濟學。而革新經濟學成了我所真正熱愛的。這個興趣起源於雅克佈·施穆克勒（Jacob Schmookler）有關研發經濟學的專題研讨會，它讓我認識到了發明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施穆克勒教授於1966年出版的書——《發明和經濟增長》雅克佈·施穆克勒：《發明和經濟增長》（Invention and Economic Growth）（劍橋大學，MA：哈佛大學出版社，1966）（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成為了科技發展的經典論著。在那之前，經濟學家們普遍假定發明活動是外源性的，而不是供求力作用的目標。而施穆克勒的工作讓創新成為一個對市場需求響應的內源性活動。

　　多年以來，創新的概念一直深深吸引著我。孩提時代，我喜歡在父親的藥學圖書館中尋找那些講述古代文明如何發現某些疾病治療方法的故事。我也喜歡保羅·德·克魯伊夫（Paul de Kruif）的《微生物獵手》，這本書告訴我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及瑪麗·居里（Marie Curie）這樣的科學家是如何去探索現代科學的。在對晶體管、复印機及響尾蛇導彈等這類現代科技的描述中，在對成功研發這些產品所必須克服的重重困難的細節描述中，我找到了與經濟學相似的東西。約翰·朱克斯（John Jewkes）是我最喜愛的作家。他是一位英國經濟學家，也是《創新之源》約翰·朱克斯、大衛·索爾（David Sawers）和理查德·斯蒂爾曼（Richard Stillerman）：《創新之源：從19世紀與20世紀的發明看工業發明的起因和結果》（紐約：聖馬汀出版社，1958）（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58）。一書的?同作者。我決定將創?活動中的經濟學作為我的博士論文題目。這個題目在經濟學專業中並非最流行的，但它深深地吸引著我。在這整個過程中，施穆克勒教授鼓勵並指導了我。

　　在開始論文寫作前，我需要通過初步的口試。我回到紐約準備口試。我幸運地保留著所有課程的詳細筆記，以及經濟學理論、公共金融和國際貿易的筆試摘要。我將摘要進一步精簡到幾個要點，這一將複雜的概念簡化到最簡形式的過程在之後的職業生涯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兩個小時的考試就將決定我的未來，這念頭讓我緊張到得了嚴重的帶狀疱疹，不過我還是在1965年初秋參加並通過了考試。答辯委員會建議我選修更多數學課。“實分析”實分析或實數分析是處理實數及實函數的數學分析，專門研究數列、數列極限、微分、積分、函數序列，以及實函數的連續性、光滑性和其他相關性質。——譯者註這門課程幫我培養了歸納推理的能力，而經濟學中的定量方法則成了我以後教的一門課。

　　在題為《公司規模，研發的規模經濟學和已註冊發明專利的使用》理查德·桑德爾（Richard L.Sandor）：《公司規模，研發的規模經濟學和已註冊發明專利的使用》（Size of Firm，Economies of Scal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Use of Patented Inventions）（博士論文，明尼蘇達大學，1967）。的論文中，我探讨了工業化企業中創新活動的來源以及註冊創新專利的商業價值。我假設公司對不同專案進行投資，正如哈利·馬科維茲（Harry Markowitz）所描述的那種多元化股票投資組合那樣。哈利·馬科維茲是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金融學教授以及現代投資組合理論的先鋒。如果公司將他們的各種研發專案看作投資組合的話，公司應盡可能少地註冊創新專利，他們只需一兩個成功的發明就能獲得大的回報。

　　我設計了一個調查來檢驗我的假設，並將它發放給了365個公司。這個研究花費不小，但是我從國家科學基金申請到了經費。我收集的數據支援了我的假設，數據顯示那些有更大規模、更多元化研發計劃的大公司僅使用了他們專利的很小一部分。因為研發和非研發雇員之間缺少交流及聯合發明活動，那些非研發雇員的貢獻減少了，這也導致有效針對公司特定需求的研究減少。我後來意識到，這種對創新專利價值的研究實際上是一個想要將發明活動標準化的嘗試。我成功地在諸如《版權及商標雜志》理查德·桑德爾：《專利發明的商業價值簡述》，《專利、版權及商標研究與教育雜志》（“A Note on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Patented Inventions”，The Patent，Trademark and Copyright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Education，1970）。及《商業雜志》理查德·桑德爾：《專利的法律成本專利實證結果》，《商業雜志》（“Some Empirical Findings on the Legal Costs of Patenting”，Journal of Business）（芝加哥大學，1972）。等專業期刊上發表了幾篇研究文章。研發多樣性的研究為我未來作為金融發明家的職業生涯上了有用的一課。

本文摘自《衍生品不是壞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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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品不是壞孩子》是美國著名金融家理查德·桑德爾的自傳。桑德爾博士師從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是改變世界金融歷史的利率期貨的發明人。在這本自傳中，作者不僅向我們介紹了他年輕時代的求學經歷，更向我們詳細描述了他創建利率期貨的前前後後。在自傳的後半部分，作者更是詳細叙述了他是如何開發排放權交易市場的，毫無疑問這一市場是迄今最為成功的環境專案之一。
　　這本自傳呈現的，不僅是一位名人的成長歷程，更是金融市場和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發展歷史。在這里，你會了解到利率期貨的誕生與發展；在這里，你會讀到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及其關聯交易所的創新故事；在這里，桑德爾博士將為你揭開衍生品市場的神秘面紗。無論你是普通讀者，還是希望深入了解金融創新的專業人士，你都會在這本書中找到令你感興趣的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