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在招手

　　我開始尋找一個研究職位。美國經濟學協會（簡稱AEA）每年都會在一月份召開會議。會議中，經濟學家們會介紹他們的研究，找工作的人可能參加面試。我參加了1966年的AEA會議，並申請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商學院的一個應用經濟學家的職位。伯克利的教授大衛·阿爾哈德夫（David Alhadeff）跟我聊了這個系、他的研究以及我的論文。他用溫和的談話方式，诠釋了教授的一切。一些學者只重視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而大衛的興趣更為廣泛。在談話結束時，大衛鼓勵我說，“你讓我想起我的侄子。我知道你會喜歡他的”。我很享受這次面試，也很放鬆，並認為很可能得到這個工作。艾倫和我對搬去舊金山非常興奮。然而我很快得知另一個研究生被邀請去伯克利試講，而我卻沒得到更進一步的訊息。其他的工作機會沒那麼吸引我們，而且我和艾倫都不願意在明尼蘇達再待一年了。

　　一天早上，我收到了來自伯克利的一封信。他們提供給我一個商學院代理助理教授的職位，工資是8600美元一年。這是一個“兩步”的任命，在我完成學位論文後，我職位前的代理二字將會被取消，並會得到更高的工資。這是世界一流大學中難得的工作機會，而它所在的城市引領著美國的潮流。我奔到艾倫的學校，問她的校長可不可以將她叫出教室。我們欣喜若狂。諷刺的是，作為輔修的數學是我被雇佣的部分原因。我負責的第一門課就是教那些需要足夠的數學背景來完成學業並取得MBA或博士學位的研究生。

　　我接著進行自己的論文研究，而艾倫則去伯克利為我們尋找新公寓並開始在當地找工作。我同學和我一起去了伯克利，是他向學校強烈推薦了我，我相信他在幫我得到這份工作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們一起鑽進了我和艾倫剛買的1966年的本田車。1966年是本田開始在美國銷售汽車的第一年。進口汽車非常吸引我，我覺得能擁有一輛據說質量不行的日本車很有趣。我們開了一天半完成了旅行，新車表現很完美。

　　明尼阿波利斯和聖保羅是反映了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價值觀的中西部城市。與此相對應的是，舊金山及鄰近伯克利的海灣地區代表著美國的最前沿，這里是美國自由語言行動、毒品交易及所有美國60年代反文化方面的前沿。

　　我們租的公寓離著名的電報大街僅隔一個街區，距離我在校園的辦公室不到10分鐘路程。街上遍佈著學生及其他只是想住在這個大學城以方便約會的年輕人。長發男子及不戴胸罩的女人在伯克利校園的心髒斯普勞爾廣場上宣講社會和政治變革。我常會走過電報大街，穿過校園中排列著的、從擁護自由戀愛到反對越戰等各類話題的宣傳亭。每個話題都有自己的桌子和文獻：公民權利、婦女權利、性解放、反對越戰、支援藥物。甚至在商學院也有變革的徵兆。狗兒在噴泉里活蹦亂跳，長發的嬉皮士聚在一起反對阿拉米達縣警察局的法西斯暴政。學生們帶著吸食大麻的興奮感和狗來上課；他們的心境和行為反映了那個時代。有時候我覺得狗都比學生學得認真。伯克利校園的氛圍反映了當時國內及國際舞台上發生著的巨大的結構性變化。

　　另外一種變化也在灣區悄然發生。舊金山南邊的斯坦福大學興起了一波建立新技術公司的浪潮。在1971年，南舊金山海灣一帶逐漸以矽谷聞名，這是因為矽是該地區的熱門工業半導體芯片及計算機的主要原料。

　　這種環境的劇烈變化對我來說像一杯可口的雞尾酒。盡管我看起來更像商學院的人而不是嬉皮士，但我和這些社會及政治的門外漢相處甚歡。我穿著胳膊肘有皮補丁的斜紋運動夾克，這雖有點不合時宜，但似乎可跟我心目中的學者形象兼容。同時，這些高科技公司提供了一個學習發明過程以及投資股票的實驗室和教室。那時是牛市，想不掙錢都難。

　　我在1967年6月回到明尼蘇達進行論文答辯，並於7月拿到了博士學位。我沒有回明尼阿波利斯參加畢業典禮，就這樣簡單地結束了我的求學生涯。畢竟，那時是舊金山“愛的夏天”。這個夏天，記者赫佈·凱恩（Herb Caen）讓嬉皮士赫佈·凱恩：《雜感》（Small Thoughts at Large），SFGate.com檔案館，1967年6月25日。這個詞流行了起來。

　　當拿到博士學位後，我面臨著另一種壓力：要獲得到終身教職，需要在著名專業期刊上發表文章，教學質量則是其次。我打算繼續撰寫論文，並試圖寫出三到四篇可以被期刊接收的論文。像很多大學一樣，伯克利也有一個為期七年的留或走政策。我要麼在這段時間內獲得終身教職，要麼離開。

　　另一個壓力來自我的家庭。已經在一所小學當老師的艾倫於1967年11月懷孕了。我們在伯克利山買了幢房子，為我們第一個孩子的出生做好了準備。艾倫用她的一大筆退休金給我買了輛我夢寐以求的汽車——一輛大不列颠賽車綠的、1966年產的奧斯丁希利3000。在去工作的短短路途上，我戴著皮賽車手套開車。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朱莉·莎拉·桑德爾（Julie Sarah Sandor）在1968年8月10日出生了。我們選擇了自然分娩，盡管跟同時代的婦女一樣，艾倫也在生產時使用了止痛劑。那是60年代的伯克利，艾倫開始涉足女權運動。而我關於自然分娩的疑慮是杞人憂天，親眼看著自己孩子降生所感受到的歡欣和奇妙不是文字所能描述的。朱莉跟艾倫長得很像，我還記得她帶來的歡樂和動人笑聲。她是個迷人的好脾氣小孩，甚至到了三歲時還很乖巧。一天，一個同事來跟我一起做一些研究。朱莉溜到房里，並開始問些很奇妙的問題。來來回回大約10分鐘後，我同事熱情地對她說：“朱莉，你以後可以嫁給我嗎？”她眼睛都不眨一下地說：“弗雷德（Fred），我們不能那麼做，因為你比我大太多了。”她善於觀察，總能讓我開懷大笑。

　　我在伯克利做了兩年教授，但仍然只有26歲，還在斯坦福大學的工程經濟系統及運籌學系給研究生講授“價格理論及資源分配”課程。我需要額外的收入來養家，而這個課程讓我有機會每週去帕洛阿爾託之時和矽谷公司的高層會面。我開始投資股票市場，這成了我一輩子的愛好。

　　我對股票市場的興趣引出了跟一個伯克利新同事弗雷德·阿迪蒂（Fred Arditti）的友誼。弗雷德非常聪明幽默，跟我一樣愛看電影。他對股票市場的實踐和理論都很感興趣。我和他描述了自己的興趣和對風險的偏好，他建議我試試商品期貨交易，並指出了相關的參考文獻。我開始閱讀一些商品期貨交易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文章。我對此非常感興趣，隨後便開始了商品期貨交易。

　　獲得終身教職的時鐘滴滴答答地向前走著，迫於發表文章的壓力，我開始回顧做畢業論文時的工作，更新該領域內的進展，並開始尋找新思路。由於總能在教學中學到知識，我提出講授一個名為“工業研究及技術變革”的研究生專題講座。為了做好準備，我回顧了雅克佈·施穆克勒教授的專題講座，並閱讀了所有論文完成後發表的技術變革中的經濟學方面的新文獻。

　　艾倫幫我把伯克利家中火爐旁的房間裝修成了一個私人辦公室，每天晚上八點到九點，我走進辦公室並打開電視。用老電影的畫面和聲音做背景，我開始閱讀學術期刊或書籍，同時為課程做些筆記。在這個“洞穴”中工作了大約三個月後，我完成了一個教學大綱，一份包含18篇文章和一些書的閱讀清單，以及60多頁的手寫筆記。

　　這門課涵蓋了技術革新的定義、度量方法、技術革新的微觀經濟學、研發的管理及規劃、公共機構在技術革新中的角色以及稅收和監管的影響。除了課堂上的學習之外，我還安排了去矽谷的實地考察，讓學生們可以傾聽來自真正發明者的演說。對我們很多人而言，記憶最深的一次考察是去惠普公司的研發機構，那里的科學家和管理團隊給我們做了系統的報告展示，公司的共同創辦人比爾·休利特（Bill Hewlett）親自接待了我們。一切見聞讓我興奮不已，激發了我成為發明者和企業家的欲望。那時的我還不知道，這個課程的準備和教學為我將來成為金融發明家打下了良好基础。

本文摘自《衍生品不是壞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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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品不是壞孩子》是美國著名金融家理查德·桑德爾的自傳。桑德爾博士師從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是改變世界金融歷史的利率期貨的發明人。在這本自傳中，作者不僅向我們介紹了他年輕時代的求學經歷，更向我們詳細描述了他創建利率期貨的前前後後。在自傳的後半部分，作者更是詳細叙述了他是如何開發排放權交易市場的，毫無疑問這一市場是迄今最為成功的環境專案之一。
　　這本自傳呈現的，不僅是一位名人的成長歷程，更是金融市場和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發展歷史。在這里，你會了解到利率期貨的誕生與發展；在這里，你會讀到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及其關聯交易所的創新故事；在這里，桑德爾博士將為你揭開衍生品市場的神秘面紗。無論你是普通讀者，還是希望深入了解金融創新的專業人士，你都會在這本書中找到令你感興趣的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