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論 現代經濟的誕生（1）

　　在人類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社會經濟的參與者很少開展能擴展其經濟知識的活動，也就是如何生產和生產什麼的知識。即使在西歐的早期經濟體，打破過去的常規、收獲新知識和新經驗的創新活動也很罕見。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確有過一些創新成果，如水磨和鑄銅技術，但是對古代經濟（尤其是亞里士多德時代之後的8個世紀的漫長時期）而言，創新的貧乏才是觸目驚心的事實。文藝复興時期，人類在科學和藝術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並給各國的君主們帶來了財富。但正如記錄日常生活的歷史學家費爾南-佈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說，當時的經濟知識進步仍不足以提高普通人的生產率和生活水平。循規蹈矩依然是這些經濟體的運行原則。

　　這種停滯不前是因為經濟生活的參與者不想打破過去的經驗嗎？未必如此。研究發現，人類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上千代人之前。我們完全可以由此推想，古代經濟的參與者並不缺乏創造的願望，他們也為自己的生活發明和嘗試了各種新事物，但他們缺乏為社會開發和提供新工藝和新產品的能力，因為古代經濟尚未培育出支援和鼓勵創新活動的制度和生活態度。

　　古代經濟取得的最高成就是各國內部的商業活動以及國家間的貿易往來。14世紀的漢堡和15世紀的威尼斯是兩個聲名顯赫的城邦，沿著漢莎同盟擁有的商路、絲綢之路和越洋航線，貿易被拓展到越來越遙遠的城市和港口。隨著新大陸殖民地在16世紀建立起來，國內外貿易活動進一步擴大。到18世紀，尤其是在英格蘭和蘇格蘭，大多數人都為“市場”而生產，而不是面向自己的家庭或所居住的城市。越來越多的國家與遙遠的市場有大量的貨物往來。商業活動主要涉及分配和交換，但是對生產也產生了影響。

　　用那個時代還未出現的一個術語來說，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更確切地說，是重商資本主義。擁有財富的人可以成為一名商人，投資購買貨車或船只，把產品運到賣價更高的地區。1550~1800年，這一體制成為蘇格蘭人所說的商業社會的發動機。至少在蘇格蘭和英格蘭，有相當多的人毫無保留地贊美這樣的社會，當然也有人感覺它缺少點兒“勇武精神”。其實，商業時代的社會顯然不缺乏進攻性。商人們為原料和市場份額你爭我奪，各個國家也競相建立殖民地，軍事沖突十分普遍。或許是因為沒有太多機會在思想上掀起挑戰，或者在業務上實現重大飛躍，勇武精神只能在軍事冒險中找到宣洩口。

　　在商業經濟時代，商業生活的確展示出了許多與中世紀所強調的習俗和規範不同的特點：發現和打入新市場，同時也被其他人發現和打入，這必然會不時地帶來了新的經濟知識。商業的擴展無疑會給國內生產商帶來新機遇，也會給外國競爭對手提供新機遇，從而帶來生產何種產品的新知識。這樣的成果可以是公開的知識，被生意圈內的人們共享，也可以是不易獲得的，仍然被某些人獨占的知識。或許在少數時候，嘗試以前沒有生產過的產品的沖動還會帶來生產工藝方面的新知識。那麼在商業經濟時代，經濟知識的增幅到底有多大？

　　商業經濟時代的經濟知識

　　在這方面，英格蘭經濟早期的某些數據碎片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生產何種產品的經濟知識的增加可以促進生產率提高（也就是說，產出相對於勞動投入的增長）。假如在商業經濟時代，經濟生活參與者所掌握的這類知識（不管是公開知識還是私人知識）有顯著增長，那麼產出與勞動投入之比在商業時代開始時的1500年到結束時的1800年就會有所變化。如果我們沒能看到這一比例的大幅提高，就有理由懷疑商業經濟時代是否有經濟知識的顯著增長。實際證據如何呢？

　　根據一份可靠的資料來源——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在2006年的《世界經濟》（The World Economy）中估算的數據，英格蘭的人均產出在1500~1800年完全沒有增加，人口總量及勞動力總量卻大幅增長，從14世紀的黑死病打擊中恢復過來。有可能是因為人口增長的“收益遞減”規律拖累了人均產出，從而掩蓋了知識增長給人均產出帶來的提高。然而，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進行的10年期數據估算顯示，14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人均產出（當時的人口還沒有因瘟疫而大幅減少）和17世紀40年代（當時的人口已幾乎恢復之前的峰值）的水平大致相當。此外，有一些難得的微觀數據表明，18世紀90年代的農業的人均產出並不高於14世紀早期。另一項研究則認為，在這個時間跨度內人均產出有1/3的增幅。總之，我們有把握認為，當時擁有的農業技術在將近5個世紀的時間裡並沒有太大改進。當然，這種逐一按產品類別測算人均產出的做法，忽略了勞動力轉移到價格或生產率更高的產業所帶來的人均總產出的持續提高。在這方面，工資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以一籃子消費品衡量的平均工資）更能反映產品和工藝方面的知識的增長。開發新工藝和新產品的創新專案可以創造工作機會，並最終提高工資水平，新工藝還會產生向上的拉動力。那麼商業經濟時代是否出現了實際工資水平的顯著增長，並反映出經濟知識的大幅增加呢？由於黑死病之後的人口复蘇，英國農業的實際工資水平與人均產量一樣在商業經濟時代前期（1500~1650年）出現下降，在1650~1730年有所增長，但此後直至1800年，又失去了一半的增幅。整體的結果是，1800年的工資水平甚至低於1500年，與1300年相比僅高出1/3。這樣的增幅是否足以證明英國的產品和工藝創新增加了經濟知識呢？

　　首先，實際工資的增長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於進口消費品價格的下降，以及“糖、胡椒、葡萄幹、茶葉、咖啡和煙草等新產品的出現”（這是克拉克在2007年的書中記述的），因此1/3的實際工資增幅並不代表英國的自主創新比航海家和殖民者的發現所起的作用更大。

　　其次，1300年標志著為期一個世紀的工資水平下降的終結。正如克拉克的書中所述，1800年的實際工資水平甚至低於1200年！折中一點兒的說法是，英格蘭從中世紀到啟蒙運動時期的實際工資水平幾乎原地踏步。

　　我們得出的必然結論是，商業經濟即使在其巅峰時期（1500~1800年）所取得的經濟知識的增長也少得令人吃驚。隨著人口總量在18世紀快速增長並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段進一步加速，人口數量每年都屢創新高，我們有理由推測，土地面積的有限肯定會限制生產率的提高，抑制經濟知識增長的表現。可是，盡管英國的人口快速增加，其經濟結構卻越來越偏重制造業、貿易和其他服務行業，這些活動所需的土地遠遠少於農業，因此人口增加對工資水平和人均產出的影響越來越小。人口增加會阻止或嚴重制約生產率和工資提高、遮蔽經濟知識增加的影響的說法並沒有說服力。應該還有其他因素在制約工資水平和人均產出的增長。各國在商業經濟時代出現了非常相似的經濟發展狀況，也提供了一個線索，讓我們分析哪些因素發揮了推動作用、哪些沒有。我們今天知道，商業經濟時代有11個國家（或後來成為國家的地區）在人均產出和工資水平上屬於同一級別，包括奧地利、英國、比利時、丹麥、法國、德國、荷蘭、意大利、挪威、瑞典和瑞士。（即使在13世紀和14世紀早期，英國也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落後於歐洲大陸。）到1800年，美國也加入了這個群體。我們可以認為，這些國家大致上是在按同樣的節奏前進，只不過有各自的步伐：各國都在相同的趨勢線附近有獨特的波動，如意大利在1500年領先、荷蘭在1600年到19世紀早期領跑。這個事實表明，普遍的平緩進步趨勢是商業發展的結果，是全球性的因素，至少對這個群體的國家來說有普遍影響，而非各國特有的因素在起作用。在那些時代生活的人應該能預見到，一旦商業文明擴展到最大限度，雖然全球化程度被提高到新的水平，但各國經濟還是會重返過去的慣例。但結果表明，商業經濟時代並沒有成為經濟發展的最終階段，至少對發達國家來說是這樣。在某些商業社會，在繼續開拓國內外貿易的同時，經濟發展將很快開啟一個全新的篇章。對當時來說非常特殊的事情將發生，繼而改變整個世界。

　　經濟知識爆炸式增長的標志那些在1500~1800年（有些甚至從1200年起）沒有顯著改變的指標，在隨後短短數十年內出現了驚人的變化。19世紀20~70年代，英國、美國、法國和德意志相繼打破傳統路徑，這些國家的人均產出和實際工資水平的軌迹在世界歷史上顯著提高。

　　根據現在的測算，英國的人均產出是從1815年（拿破侖戰爭結束時）開始持續提高，而且再也沒有出現反复，尤其是在19世紀30~60年代顯著提升。美國的人均產出於1820年前後開始進入持續增長期。法國和比利時是在19世紀30年代開始螺旋式上升，德意志和普魯士則是在隨後的50年代。這種不尋常的進步與第一位發現它的學者不可磨滅地聯繫在一起，即美國經濟史學家沃爾特-W-羅斯託（Walt W. Rostow），他把這種現象稱為“起飛”——進入持續經濟增長的軌道。

　　平均實際工資水平也隨之普遍提高。在英國，保留至今的數據顯示手工藝者的日工資在1820年前後開始持續提高，就在人均產出起飛後不久。在美國，工資水平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開始起飛。生產率提升的其他國家也都出現了實際工資水平的提高，本書第二章還將對此進行量化分析。工資水平的起飛是在20世紀30年代由出生於波蘭的德國經濟史學家於爾根-庫欽斯基（Jürgen Kuczynski）發現的，他是位馬克思主義者，在經濟轉型中看到的只有“勞動條件的惡化”與“日益加重的苦難”。然而他所找到的數據即使經過他本人的修正，也表明他所研究的所有國家（美國、英國、法國和德意志）的實際工資水平到19世紀中期都進入了起飛階段。

　　這些國家逐一產生帶動作用。隨著四個領頭國家的人均產出和工資水平加速提升，發展群體中的其他國家僅僅通過保持與領先國家的貿易、加速利用差距帶來的機會，就能提高自身的增長速度，簡單地說，就像尾隨巨鲸的魚群一樣，借助領航者的水流前進。現代經濟學歷史上這兩位伽利略式的人物（庫欽斯基和羅斯託）首先發現的起飛現象準?無誤地指出西方國家的超常發展始於19世紀。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當然會追問，出現這一前所未有的現象的根源何在？經濟學家通常是首先求助於傳統的經濟學理論。

　　許多傳統派別的學者認為，原因是在19世紀的農場和工廠中資本存量（廠房設備）急劇增加。但是，資本形成難以解釋（哪怕是部分解釋）美國的人均產出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的增加。事實上，只有1/7的產出增長歸功於資本和土地投入的增加。18世紀的資本增加可能足以解釋生產率在當時斷斷續續的、有限的提高，但19世紀的資本積累雖然加快，卻不足以推動生產率和工資的巨大增長。由於收益遞減，僅靠資本的持續增加根本不能支援人均產出和實際工資水平的持續提高。

　　由於這一困難，其他一些傳統派經濟學家認為答案在於規模經濟：隨著勞動力分工的多樣化和資本的積累，人均產出（和資本平均產出）將提高。可是，美國和英國在1820~1913年的生產率的增幅接近之前的3倍，很難歸結為勞動力和資本擴張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而且假如這種擴張能在當時創造奇迹，那麼17世紀40年代到18世紀90年代為什麼沒出現類似的增長？為什麼實際上沒產生任何效果？此外，如果規模經濟能如此顯著地提升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為何沒能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產生類似的影響，反而是這些國家的過剩人口移民到南北美洲去尋求更好的經濟發展機遇？進入20世紀後，這些已經起飛的經濟體要獲得新的規模經濟效應必然更困難，支援新的規模經濟的勞動力增長和相應的資本增長減速了，但人均產出和工資水平卻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段依然保持增長，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盡管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但生產率在1925~1950年增長極快，在1950~1975年又再次增長。）

　　其他傳統派經濟學家認為，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段，各國內部和國家之間的貿易持續擴張，人們擺脫了自給自足的狀態，新的運河與鐵路把各個市場聯繫起來，這才是增長的源泉。市場的擴大當然增加了經濟知識（生產什麼與如何生產），對起飛國家和其他國家都是如此。但我們已讨論過，既然從中世紀的威尼斯和佈魯基到18世紀的格拉斯哥和倫敦，所有的商業文明和貿易都未能促進人均產出和工資水平的顯著提升，那就很難相信19世紀的國內外貿易擴張能那樣迅猛地提升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而且，即使國內外貿易對某些起飛國家的確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它們卻很難支撐產出和工資的看似無限的持續增長。全球化進程一旦全部完成，對外貿易作為增長的發動機就會失效。

　　雖然在人類社會似乎沒有什麼是絕對可靠的，但我們有理由認為，只有經濟知識（有關生產什麼和如何生產的知識）的增加才足以支撐起飛國家的整體生產率和實際工資水平的急劇提升。正如戴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所言，“起主導作用的是才智，而非節欲”，我們還可以補充說是才智而非貿易促進增長。隨著時代的進步，強調知識增長以及假定知識總是在增長的現代主義觀點逐漸壓倒了強調資本、規模經濟和國內外貿易的傳統觀點。不過，這些知識來自哪里？究竟是哪些人的才智在發揮作用？

　　尋找經濟知識的源泉大多數在羅斯託之後研究起飛現象的歷史學家，從哲學層面都不懷疑人的頭腦能產生新觀念和新知識能產生作用的可能性。進一步說，如果對社會有重要影響的未來知識不是預先註定、不可避免的，那麼社會的未來也具有不確定性。正如卡爾-波普爾在1957年的著作中所述，不確定的未來是無法預測的。那本書的主題是反對歷史決定論——其含義是未來是由歷史條件預先註定的。

　　然而，即使這些不贊成歷史決定論的歷史學家，他們的經濟觀（包括對19世紀的經濟和起飛經濟的看法）也是基於18世紀的概念，即斯密、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所傳承的理論。在那種古典學說中，“市場經濟”總是處於均衡狀態，處於均衡狀態的經濟包含所有可能用於市場運轉的知識，如果世界上發現了一些新知識，市場經濟會立刻將其投入應用。按照這種觀點，一個國家經濟內部不存在發現空間，不存在我們所說的自主創新、增進本土經濟知識的餘地，因為整個經濟已經包容了所有可能的知識。一個國家只有轉向經濟體系之外的國內外的政府機構（立法機構或王室）或私人性質的非營利組織，從它們的創意和發現中尋求新的經濟知識。由此得出的結論是，19世紀出現的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的持續增長是某些新的外部因素（而非經濟生活內部的力量）在發揮作用。

　　這種經濟史觀在最後一代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的著作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的所有物質進步都由科技力量推動：來自經濟活動之外的“科學家和航海家”的偉大發現。如果沒有這些神一樣的人物，就不會有任何物質進步或值得驚歎的成就。當時還不滿30歲的傑出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給這個學派的模型加了一個新元素：需有企業家把新的科技知識可以支援的新工藝和新產品開發出來。熊彼特在1911年首次出版於奧地利的影響深遠的著作中，對歷史學派的經典理論進行了闡述，其基本含義如下：經濟活動中可知的內容都是已知的，因此在經濟生活內部不可能存在原創性，只有經濟活動之外的發現才能使新工藝或新產品的開發成為可能。創新的可能性被打開後很快會流傳出來，但創新的真正實現或應用卻需要有足夠意願和能力的企業家完成必要的工作：籌集資本、組織新興企業、開發潛在的新產品。簡而言之，把事情做成。這一過程可能十分艱苦，但是與對舊產品的市場預測一樣，企業家可以預估新產品取得商業成功的概率（實現“創新”的概率）。只要付出足夠的努力，就不會誤判。一位企業家決定接受某個專案，一位資深銀行家決定支援某個專案，這種決策預先註定是正確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盡管事後遇到的厄運可能招致損失，好運會帶來意外之財。

本文摘自《大衆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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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書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R26;費爾普斯根據畢生的思考對此提出了革命性的觀點。為什麼經濟繁榮能於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在某些國家爆發？它不但生產了規模空前的物質財富，還帶來了人們的興盛生活——越來越多的人獲得了有意義的職業、自我實現和個人成長。
　　費爾普斯指出，這種興盛的源泉是現代價值觀，例如，參與創造、探索和迎接挑戰的願望。這樣的價值觀點燃了實現廣泛的自主創新所必需的草根經濟活力。大多數創新並是是亨利R26;福特類型的孤獨的夢想家所帶來的，而是由千百萬普通人共同推動，他們有自由的權利去構思、開發和推廣新產品與新工藝，或對現狀進行改進。正是這種大衆參與的創新帶來了庶民的繁榮興盛——物質條件的改善加上廣義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