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9）

　　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抓住了近兩百年以來經濟學家的想象力。這是一個很引人註目的結果——它是那樣的完美，以至於它不太可能是真實的。但是，從實際的福利“損失”來看，市場經濟的真正問題是週期性的高失業以及真實產出對潛在產出的顯著偏離。那些仍然對市場經濟保持堅定信念的人將這些問題視為不正常情況，在他們看來，這些不正常的問題要麼可以被直接忽略，要麼可以通過原有體系得到解決。或者說，政府的存在是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源，比如政府的最低工資法案，對工會的容忍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競爭性的降低。在20世紀70～80年代曾經流行的凱恩斯經濟學反复地將工資剛性作為市場失靈的一個根源，該理論認為只要工資水平的變化更加靈活，市場的有效性就可以恢復。這種理論在客觀上也助長了關於市場有效性的錯誤理解。當然，本卷前面部分的一些論文所闡述的效率工資理論認為這種真實工資剛性並不能簡單地通過立法解決：這只是信息不完美問題的一個固有結果。在第四卷，我們為工資剛性提供了另一種解釋，但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證明了：即使工資和價格水平是完全靈活的，也有可能出現經濟波動。特別地，經濟波動可以作為資本市場不完美性的一個結果而出現。這是另一個巨大而複雜的領域，我們將在本《文集》第四卷中進行詳細探讨。在本卷，我們介紹了這個領域的一篇開山之作，闡述了信息不完美問題如何導致權益市場的不完美性，從而說明了資本市場的不完美性如何導致經濟的波動。

三、待解決的問題

　　前面我已經暗示了對於新經濟學範式的建立很有意義的可以進行進一步研究的領域，例如，當存在多重信息問題（逆向選擇、道德風險、雙重道德風險等）時，對市場均衡的一個更完整的分析。

調整

　　但是，這里我還想特別強調另外三個問題。傳統經濟學理論從來沒有對向均衡狀態的調整（adjustment）過程有過很好的描述。調整模型通常來說都是在“最大化”框架之外的，而這個最大化框架（通過薩缪爾森），曾經一度是20世紀中葉經濟分析基础的核心。相反地，由於維度的多樣性，調整問題產生了另一個更為困難的問題，特別是當調整過程本身就受到諸如信息不對稱問題的阻礙時，信息不完美性使得：即使帕累託福利改進是可能的，對帕累託福利改進的確認和設計也更加困難了；企圖改變均衡的舉動可以傳遞某種信息，但這種信息反過來會影響舉動發起人的行為；而本意是為了帶來帕累託改進的知情人所帶來的新的合同安排也許會受到帶色眼光的審視——這真的可以實現帕累託改進嗎？這會不會僅僅是一個為他們自己牟取私利的陰謀？因此，無效的合同均衡或許比無效的價格均衡更容易存在，且持續更長的時間。

演化

　　我們的工作證明了關於市場均衡的有效性並沒有什麼不變的真理；但是，給定所有這些不確定性，經濟演化（evolution of the economy）的概念讓所有這些技術或者最優性特徵看起來更加的荒謬。當然，在一個已知技術的世界里（包括技術的已知變化），我們可以利用簡單的微分方程對一家企業甚至整個經濟的動態加以描述。但是，真正有意義的問題在於經濟的動態——經濟如何對新技術（例如，因特網技術）的發明，或者新的市場創新（例如，衍生金融工具）做出反應，以及這些創新是如何發生的——不可能在同一個均衡的框架中得以解決（當同類事件從來就沒有發生過時，人們怎麼可能有關於這些事件的理性預期）？

演化框架只提供了一個仍然非常不完善的替代性的分析方法。在我1974年的綜述文章中，我強調了這種方法的優點——而且說明了新經濟學範式（對資本市場不完美性的強調）怎樣說明演化過程在效率上的局限。那些長期遠景光明的公司今天並不能憑借未來遠景進行融資，但那些能夠更好地適應今天規則的公司可能勝過它們。

競爭與文化

　　當我還是一個研究生時，我就驚訝於競爭性均衡模型所體現的競爭性本質並沒有很好地反映真實的市場經濟本質。而且，它也沒有很好地解釋競爭為什麼是如此重要。畢竟，競爭只是提供激勵的一種方法而已。個體可以通過獲得以表現計算的計件工資受到激勵。在我的All Soul就職演說 中，我試圖總結和說明早期的關於競爭為什麼如此重要的研究成果。我的問題是，為什麼當經典理論認為壟斷的唯一問題就是生產不足的時候，現實中的壟斷卻經常是無效率的？為什麼官僚機構通常是無效率的？在這兩種情況下，我都將問題的根源歸於競爭的缺乏。

過去關於官僚主義的讨論註重機構中人員所面臨的隐性的激勵結構問題。但是關於這一點的讨論還包含其他許多議題，直到最近經濟學家才開始關註其中的一些議題：文化與倫理。商學院很早就開始研究公司的文化了，比如，一家公司是具有創新精神的還是官僚的，組織內部的個體是相互合作的還是相互競爭的。不同的組織結構對?同的行為進行獎勵；?給定組織的激勵結構下，那些具有與該激勵結構相匹配特徵的人會傾向於加入到這種組織中，從而使組織的文化得以強化。

　　不同的特徵之間通常都有沖突：組織的成功要求協作精神，個體之間協同工作，各個體的信息以及其他貢獻互相補充（當然，要監督每一個個體的貢獻，然後評估他的貢獻的相對重要性，並以此為基础對其支付報酬基本是不可能的。價格體系很少被用來監督這些每時每刻甚至每天都在發生的行為。即使是可行的，也會產生巨大的交易成本）。

　　但是，一個組織的成功也要求每一個個體刻苦地工作，而競爭通常都是最有效的激勵手段。相互合作的工人們可能會私下達成都不努力工作的協議。如果報酬是以相對績效為基础，那麼個體就可以通過損害對手而獲益（在市場經濟中，同樣的現象也會出現：競爭者有可能會想辦法讓自己的對手的成本上升）。當互動的成分較低時，競爭的收益有可能會超過合作的收益：經濟就是由一個個相互競爭的公司組成的。每家公司都可以看做是一支隊伍。對其他隊伍的敵對狀態有可能被用來作為增進團隊內部團結的工具。如果有足夠多的團隊內部團結，那麼對擊敗其他競爭隊伍的渴望也許就可以為努力工作提供激勵。

　　考慮一下經濟環境性質在改變個體偏好、塑造個體的特徵方面的作用是大有裨益的。個體在自己的公司（或隊伍）中得到確認，他的部分收益（他的幸福感）來自他所屬組織的優秀表現。但是，這些思想只是在我的演講中得到了暗示，等待著進一步的探讨。

結語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演講中，我解釋了為什麼信息經濟學構成了一個新的經濟學範式。它幾乎讓所有的經濟學分支領域中的思想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對於那些經典的問題，它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也使得經濟學家能夠處理許多以前沒有處理過的問題。看到在過去30年中經濟學所取得的進步是令人振奮的。讓人不足為奇的是，我們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許多的領域還等待著進一步的探索。然而，引人註目的是，在基本概念被建立30年後的今天來看，那些基本的思想（正是本卷這些論文所闡述的）仍然是如此的深刻。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思想都獲得了更加廣泛和深入的闡述：這些闡述的範圍本身就是新經濟學範式吸引人的特徵之一。盡管如此，由諸如激勵理論、自選擇理論、道德風險理論等所確定的信息經濟學領域的基本輪廓仍然同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當這片沃土被初步發掘出來時的情況非常地相似。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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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當今世界上負有盛名的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他1943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1960年考入美國東部著名大學———阿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畢業後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進修經濟學，師從保羅•薩缪爾森，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