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8）

　　新的激勵理論的核心見解在於它認識到了激勵和信息之間的聯繫。經濟的組織形式——包括競爭的本質——可能會影響到報酬支付的基础——信息，這就是“信息、競爭與市場”這篇文章所闡述的思想。

　　正如保險為競爭均衡模型中分析性甄別/自選擇提供了一個簡單的框架一樣，保險也為激勵效應——在本文中被更具體地稱為道德風險——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在與理查德•阿諾特（Richard Arnott）合作的文章中，我們為這個看起來很複雜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簡單的概括分析，證明了在道德風險（激勵）問題和甄別（自選擇）問題之間存在根本一致數學結構。同時，這篇文章也證明了標準理論所發展的所有基本性數學結構（凸性）均不再成立。再一次地，我們的結論顯示市場均衡與標準理論所描述的有顯著的區別。

之後，第一卷讨論了價格在傳遞信息方面的作用。當不同的個體掌握不同的信息，並且以這些信息為基础行為時，價格系統如何將這些信息加總，特別地，它是否為相關經濟主體的總體行為提供了好的信息。譬如，每個個體知道自己的（未來的）谷物信息，但是谷物的期貨價格能否為未來的谷物產量提供一個很好的預測嗎？當然，通常答案都是否定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答案是不令人奇怪的：人們怎麼會期望一個單獨的數字——價格——綜合經濟中所有分散的相關信息。市場參與者關註的不僅僅是未來的總產量，還關註產量的波動性。但是，在本例中，價格體系的失靈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更為根本性的。 問題在於對期貨的需求（或者供給）取決於對風險的規避。期貨市場上的價格有可能很高，其原因僅僅是因為那些對風險極度厭惡的市場參與者觀察到了一個很低的產出，或者是因為那些稍微低風險厭惡的參與者觀察到一個比較低的產出水平——但是根據該信息他們都願意大量持倉。簡而言之，一般來講，不同人的觀察到（或者經歷）是不同的。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否還有其他方式（更精心設計的市場集合，更複雜的信息處理機制）可以有效地獲得和匯總分散的信息？

接下來的兩篇論文闡述了與價格是否將信息從掌握信息的人傳遞到不掌握信息的人所緊密相關的問題。在這些模型中，某些人是知情的，而另一些人是不知情的。在“讨價還價與信息成本”一文中某些參與者知道所有商店的出售價格。當然，他們只會在價格低的商店中購買商品。問題在於，這是否就提供了足夠的市場約束，使得售價高的商店無法生存？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實際上，那些並不進行搜索（search）的消費者就搭了那些進行搜索的消費者的便車。我們的結論是，那些高價格的商店不但能夠存活——它們的銷售額可能較低，但是它們從較高售價中獲得的高利潤可以抵消低銷售額的負面影響——而且市場本身也有可能產生噪音。存在搜索成本的市場不僅不能完全地通過套利消除干擾，進而導致價格差異，而且，即使不存在外生的干擾，唯一可能的市場均衡也有可能導致價格波動。對某些商店來說，利用某些高搜索成本的消費者是有利可圖的。這篇文章可以被看做是颠覆了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原則——一價定律。

　　斯蒂格勒 的早期文章分析了當存在價格波動時的搜索行為。但是這些文章都沒有對價格波動是否能夠持續，或者價格波動能否成為均衡的一部分等問題做出讨論。我的這篇論文證明了不但上述情況是可能的，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唯一的均衡具有價格分離的特徵。

第一卷信息與價格部分的另一篇論文考慮了金融市場的核心問題——正如有效市場假說認為的那樣，價格是否將信息完全地從知情者傳遞到不知情者？今天，有效市場假說的擁趸已經少了許多。在我看來，“論信息有效市場的不可能性”一文颠覆了人們的有效市場信念， 它證明了如果市場是信息有效的，那麼任何人企圖收集信息的舉動都不會帶來收益；而如果大家都不去收集信息，市場有可能是信息有效的——但是，只有在傳遞無成本信息方面是有效的。相反，我們證明了一個均衡的不均衡水平的存在——價格體系中恰到好處的噪音使得收集信息的投資人可以得到更高的回報。

當然，人們很早就認識到了信息的價值有可能與其成本或者價格顯著不同。早期的研究已經建立了用來評價信息價值的分析框架。我與雷德勒（Radner）合著的文章給出了一個顯著的特徵——信息的價值對信息的數量總是非凹的，因而，對信息的需求具有天然的非連續性特徵。

　　對我而言，可能最重要的問題是：當市場（如它們一貫那樣）是不完全的，信息是不完美的時候，關於市場經濟的有效性我們能說什麼？格林瓦爾德和我的經典的論文有多種含義，在《文集》的其他各卷我們對此有深入的讨論，但是最根本的一點是清楚的：亞當•斯密所謂的“看不見的手”經常是看不見的，因為它實際上並不存在。考慮到獲得信息以及創造和保持市場的成本?競爭性市場從來都不是?麼約束帕累託最優的。延續了將近兩百年的研究——企圖在更加一般化的條件下證明市場經濟的有效性——終於走到了盡頭。現在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市場是否是有效的，而是關於市場失靈我們能做什麼？雖然阿羅和德佈魯也發現了一些關鍵性的市場失靈，比如外部性（空氣和水污染）和公共品，但是也只是局限在一個有限範圍。誠然，當存在外部性時，市場並不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我們知道，在原則上，我們必須在市場的框架下去處理這些問題，而那些與信息不完美，市場不完全相關的新的市場失靈是廣泛存在的，而且並不是那麼容易被解決。至少，在那些信息問題非常重要的市場（例如，金融、保險市場等）中，有效市場的假設不再存在。因此，證明的任務就發生了改變。

　　我們證明了信息不完美導致了類似外部性的效果，但是，這些外部性與環境的外部性是有“根本”區別的。科斯 證明了個體可以通過協商將外部性內部化，這就意味著政府干預並不是必要的。當然，他忽略了交易成本和偏好披露的問題：不完美信息條件下讨價還價的結果本身可能就是無效的。 然而，由於信息不完美性問題所導致的類似外部性的問題可並不能如此“容易地”被解決。

由於市場失靈的存在，一些市場的擁趸就轉向非市場機制尋求支援：機構的存在可以矯正這些問題。而這個觀點，就像其他大多數關於市場有效性的讨論一樣，更多的是出於一種信念而不是出於理性。這些人並沒有仔細分析市場與非市場機構之間的互動，而在市場與非市場機構互動的基础上，人們甚至可以說作為市場補充的非市場機構的創造是增進福利的。在“道德風險與非市場機構”一文中，理查德•阿諾特證明了非市場機構的存在可能使已經存在的市場失靈問題更加嚴重化，可能導致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變得更低。因此，這些社會機構是起負作用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結果是不令人驚訝的——正如我在序言中強調的那樣。更有意思的是，該文章也說明了在某些情況下，非市場機構的存在有可能是能夠增進福利的，這進一步地凸顯了機制設計的複雜性。

本文摘自《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文集第一卷》

---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當今世界上負有盛名的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他1943年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1960年考入美國東部著名大學———阿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畢業後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進修經濟學，師從保羅•薩缪爾森，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