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虞

　　以國內某銀行引入外資後的公司治理運行結果為例：自1999年以來，該行先後引進匯豐銀行等外資銀行，外資股份比例達到18％。因外資的引入而設立董事會，後來又設立了監事會。但是，實際工作還是按照原來的模式運行，行長級領導還是由組織部門任命和管理，董事會沒有選擇經營班子的實際權力，監事會也只是安排幹部的一個機構，難以發揮監督作用。

　　再從經營管理來看，匯豐銀行等入股這家銀行之後，簽訂了一系列的技術援助協議。但是，這些技術援助只相當於有關銀行業務的入門培訓和掃盲教育，匯豐銀行並沒有將其核心管理技術提供給該銀行，即使是像成本分攤方法之類並非核心的技術，也沒有提供。對此，穆迪投資於2006年6月份發佈的關於中國銀行業的報告做出了很好的解釋：只擁有少數所有權的外國投資者可能不會有強大的動力去盡力提供技術和管理意見。

　　確實，沒有控股權的股東，只可能是財務投資人，將其引入所能帶來的“技術性溢出效應”價值幾何，不能過於樂觀。問題是，若果真如穆迪所言，那麼我們當真需要為其所謂的“技術性溢出效應”出讓控制權嗎?

　　其實中國金融風險和銀行不良資產的問題遠非銀行體系自身那麼簡單。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中國改革開放與經濟運行中的風險問題逐漸引起了人們的註意，其中，金融風險作為各類風險的集中表現，成為多數人關註的焦點之一。一些外國機構和國際組織對中國金融風險的相關研究也屢屢見諸報端，它們提供的數據和不無誇張的估計不斷刺激著人們的神經；而發生在上個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更以極其尖銳的形式強化了人們對金融風險的擔憂。

　　面對如此嚴重的金融風險，人們自然要探究其形成的原因。

　　最初，朝野的目光主要集中於金融部門本身，於是就有了大量的有關金融部門的違紀、腐敗以及治理結構問題的研究，以至於從上個世紀末開始，金融腐敗及其治理問題不僅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點話題，更連續數年成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案的首選焦點。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由於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運行的樞紐，它在滲透於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各類經濟主體和各種經濟過程的同時，也會強烈地受到國民經濟各個領域、各個層面、各類經濟主體和各種經濟活動的影響。因此，表現在金融部門的嚴重的金融風險，有相當一部分事實上是中國改革開放和國民經濟運行中各類風險的集中和綜合反映。

　　這樣一種認識，推動人們對中國金融風險的成因展開更為深入細致的研究。中國人民銀行於2003年完成了一項對2001—2002年中國不良資產形成的歷史原因的調查分析。根據此次調查，在不良資產的形成原因中，由於計劃與行政干預而造成的約占30％，政策上要求國有銀行支援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違約的約占30％，國家安排的企業關、停、並、轉等結構性調整的約占10％，地方干預，包括司法、執法方面對債權人保護不力的約占10％，而由於國有商業銀行內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貸款則占全部不良貸款的20％。

　　更為令人關註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最近發佈的一份關於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研究報告，通過計量分析工具，發現中國金融部門資產質量之優劣，70％以上取決於金融體系外部的體制環境。

　　所有這些調查研究都以無可辯驳的數據告訴世人：形成巨額不良資產和金融風險的原因，不僅來自金融部門自身，還廣泛地來自作為金融部門運行環境的非金融部門，而且用調查數據來衡量，來自後者的因素可能佔據主導地位。

　　顯然，中國的金融風險問題從深層次上講是一個體制性和機制性現象，它的改善遠非一朝一夕之功，它有賴於中國經濟社會體制性和機制性的一系列深層次改革的推進，諸如轉換地方政府職能、完善金融業發展的法律和制度環境以及社會誠信文化建設等，絕非將股份轉讓給外資那麼簡單。

　　從國際經驗看，銀行危機的出現有兩種可能，一是由於市場的變化或經營上的失誤，另一個是在制度安排上和機制上出了問題。第一種情況是財務問題，通過註資和融資可以使銀行得以新生；而制度上、機制上、觀念上的問題是不可能通過財務安排解決的。而顯然，中國銀行業真正的問題是制度安排和機制問題。

　　對此，吳敬琏先生最近一再表示擔憂：“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上市會否演變成一場圈錢遊戲?”也有業內專業人士認為，以上市為導向的銀行改革不是晚了，而是早了。只有企業素質持續提高，法治化建設不斷推進，銀行才可能會慢慢好起來。

　　中國國有商業銀行面臨的風險是系統性的、極為錯綜複雜的，因此改革的約束條件也是前所未有的。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在上市之前，必須在自身的體制、管理、內部控制等諸多方面進行一系列改革，但這種改革並非銀行自身所能為，還涉及到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問題。社會信用體系在目前的環境中並沒有建立起來，如假賬、公司財務資料的完整性等問題非常嚴重。如果社會信用體系的建立和銀行改革不能同步進行，銀行改革很可能無疾而終。

　　毫無疑問，承擔化解商業銀行體制性風險重任的，只可能是中國政府。因為中國銀行業的體制問題症結是不可能借助外資來解決的。那麼引進外資的意義何在？中國的銀行為什麼要以很低的折扣讓利於與中國體制性金融風險幾乎毫無關聯的外資機構呢？這其中顯然存在一個邏輯悖論？不承擔風險者居然享受高收益。

本文摘自《一盞經濟的漁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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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為什麼愛存錢； 讓歷史失憶的超市；地產泡沫的複雜答案；從經濟地理學分析“溫州現象”；不完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國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國的環保夢魇；創新引領未來。
作為一本經濟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濟學散文集，書中的話題涉獵比較廣泛，從我們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觀層面的熱點話題，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針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經濟現象做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試圖引導讀者從表面現象深入了解其背後的經濟規律和發展軌迹。
期待會讓更多的讀者了解經濟學，喜愛經濟學，並且明白社會和生活的變化很多時候是經濟學的規律在左右或者說推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