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賄賂的非商業解釋(1)

　　中國的改革開放步入了第28個年頭，市場經濟建設如火如荼，與市場經濟共同成長的不只是經濟繁榮，也有泥沙俱下。其中商業賄賂暗流洶湧，俨然成為經濟社會盛行的“潛規則”。

　　在很多商業行為中，這股暗流的存在導致了商業價值的背離，欺騙了商業社會神聖的公平原則。坦白地講，商業賄賂在中國的商業生態里從來沒有消失過，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有人認為這是一種體制外效益的釋放，有人認為這是一種“佣金”的異化，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商業合作的粘合劑。其實這都具備一定道理，但是真正上升到法律化和制度化的層面來看，商業賄賂尤其是涉及公衆利益的賄賂是市場經濟的一顆毒瘤，它的危害影響深遠。當這種所謂的“潛規則”深入經濟肌體的時候，市場將毫無效率、公平可言，市場的前景也就岌岌可危。

　　在商業文化主導主流意識形態的當今社會，商業賄賂這種非道德競爭變成公衆的一種漠然的時候，社會其他角落也就因此失去公正和透明，和諧社會的建設無從談起。

　　2006年新年伊始，中央政府開始重拳整治商業賄賂，這個商業社會的隐諱也被擺上台面，受到輿論的關註。

　　2006年1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央紀委第六次全會的講話中，將反商業賄賂列為今年六大要務之一。2月2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第四次全國廉政會議，部署2006年政府系統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治理商業賄賂成為重點之一。與此同時，由中紀委牽頭，為治理商業賄賂成立了由22個部委組成的反商業賄賂領導小組。隨後，中央各部委紛紛成立專項工作小組，組長均由部委最高負責人擔任。

　　世界銀行於2005年公佈全球155個經濟體系的《營商環境報告》，中國排名91。商業環境惡劣，而其中一項重要原因就是貪污賄賂盛行。

　　商業賄賂前所未有地受到政府的關註，因為的的確確這一切已經無法回避。

　　前中國建設銀行行長張恩照被刑拘，直接原因是接受美國一家軟體上市公司的高額商業賄賂，而其曝光則由於美國司法機構對該公司的刑事調查，並且在掌握確鑿證據後在美國對張恩照提起司法訴訟。

　　大洋彼岸的商業調查可以扳倒中國的銀行大班，可以說是美國反跨國商業賄賂的司法制度決定的。

　　從70年代後期開始，國際社會開始探索跨國腐敗問題。在世界範圍內，反商業賄賂的問題一直受到相當重視。1977年，國際商會率先通過《國際商務中的敲詐和賄賂》報告，並通過政府間協議保證其效力。為此，國際商會曾經制定發佈了自律性的《行為準則》。

　　1977年，美國國會通過禁止商業機構賄賂外國官員的《外國行賄法案》，明文規定美國公司、公民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向外國政府官員行賄，均屬違法行為；即使腐敗行為並沒有達到目的，只是作出了行賄的許諾，就構成了違法。當美國政府嚴厲地要求美國企業以較高道德水準在海外經商後，美國的商業機構就披上了正義的外衣，起碼其聲譽方面的提升是顯著的。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商業機構來說，美國的企業在公關方面處於不利位置，一些訂單和合約會流向肯付“回佣”者之手。雖然有些美商因此想出種種變通辦法(如在第三國成立代理人公司經辦貿易手續)，但是美國對商業賄賂的制裁相當嚴厲，無論在國內還是海外，朗訊等大型公司因為涉嫌在中國的商業賄賂也曾受到司法部的調查。

　　美國企業經歷30年的法律限制，學會增強自身競爭力以應付“灰色競爭”，如今看來，美國企業的競爭力當之無愧是世界第一。

　　所以，反商業賄賂的大棒高高舉起，是真正令國內企業長足發展的利好因素。

　　商業賄賂的治理必須以改變外部環境為前提，否則會出現下面這種情況：

　　政府執法嚴厲，官員輕易不敢受賄，只有“大手筆”的賄款才能打通關節，進行官商勾結的勾當，那等於制造了另一種不公平—— 膽小錢少的商人基本上無法有效經營。長此下去，經濟在政府表面上廉潔的情形下死氣沉沉、失去活力，更多資源向市場的大佬手中集中。

　　在一些商人看來，最理想的經營環境是法律有很高彈性。這等於賦予官員很大斟酌權，商人走對門路，一切可以順利運作。這種情況雖然在“最優”缺位的情況下達到“次優”，但實際制造了另外一種不公平，就是貪官向出價最多者服務。

　　如果達不到理想國的境界，適當在“次優”情況下尋找出路是具備操作性的。經濟學家認為，貪污和賄賂在一定程度上具備經濟發展的激勵性作用。因為賄款的作用好比小費，等於把市場運作註入到公共服務體系當中。小費令顧客獲得最佳服務，還有提高效率的結果；由此得出結論，適當的賄賂可令市場繁榮。

　　在自由市場，私營市場賄賂是常見現象。比如當對人有所求時，向提供便利者行賄是司空見慣的。例如食客是為了取得較佳位置及優質服務而給服務員小費，這是隐性賄賂，然而很少聽聞飯店老闆因此不快，反而希望得到服務員手中的小費至少是分成。因為小費的存在有“三贏”局面：顧客認為物有所值，才給小費；接受者不論是侍者還是領班，因此工作更努力，而老闆自然更受益。局面是皆大歡喜的。不過這里還是存在弊端，因為對不付小費或者出手不闊绰的顧客不公平。這也就是很多餐廳限制小費比例的原因吧。

　　香港謝瑞麟金店的老闆因為對旅行社導遊提供佣金分成被逮捕入獄，也是因為在自由市場中，沒有把“小費”式的激勵賄賂合法化的案例。

　　其實，商業賄賂對各國，尤其是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影響惡劣：

　　(1) “羊毛出在羊身上”，行賄者必然以提高價格、降低質量等手段回收賄賂支出，從而提高了投資成本，降低了投資回報，並擠占了本可用於其他專案的投資。世界銀行關於1997年全球發展的報告指出，在腐敗最猖獗的國家中，投資只占GDP的12％；而在較廉潔的國家，投資比例超過21％。根據反腐敗非政府國際組織“透明國際”的《2005年度全球腐敗報告》，僅建築領域的腐敗行為每年就令全世界損失3200億美元。

　　(2) 商業賄賂使得政府採購資金過多地流向行賄企業，不僅犧牲了納稅人的利益，還使得正常經營的企業利益受損。尤其在國家投資占GDP比重較大的中國，這樣的損害就更大。

　　(3) 賄賂使得跨國資本缺乏安全感，更多本來應該留在國內的外匯外流。哈佛大學教授魏尚進對1990—1991年間14個資金輸出國和45個資金輸入國之間的投資關係進行了計量回歸分析，發現東道國的腐敗對外來直接投資的阻礙程度比提高外商邊際稅率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資金輸出國的腐敗程度從最清廉的新加坡水平(商業國際指數為0)惡化到最腐敗的墨西哥水平(商業國際指數為6.75)，效益相當於將對外商的邊際稅率提高21~24個百分點。

本文摘自《一盞經濟的漁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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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為什麼愛存錢； 讓歷史失憶的超市；地產泡沫的複雜答案；從經濟地理學分析“溫州現象”；不完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國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國的環保夢魇；創新引領未來。
作為一本經濟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濟學散文集，書中的話題涉獵比較廣泛，從我們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觀層面的熱點話題，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針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經濟現象做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試圖引導讀者從表面現象深入了解其背後的經濟規律和發展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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