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 發展的歷史觀和辯證觀(1)

　　“山高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道山高月更闊。”這是理學家王陽明的一首詩，說一個人受觀察角度的限制，不能得出客觀世界的準確結論。人肯定不會有大如天的法眼，但是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變換不同的角度立體地分析問題，“前車之鑒，後事之師”就可以獲得更多更有效的工具來進行經濟學的研究。所以應該重視觀察的視角，所謂“橫看成嶺侧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這里“發展的歷史觀和辨證觀”就格外重要。

　　唐太宗李世民喜歡讀史，認為可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我想這就是個歷史觀的問題，因為“以史為鑒”是折射社會傳統變遷一個至為有效的工具，治國治學，加以利用，未嘗不能事半功倍。

　　經濟學是一門新興的學科，自成體系不過二百餘年，因此必須面對發展時間不長所帶來的局限性；況且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英學派為代表，大家熱衷於數理模型的推理，西學東漸，數學的應用在經濟學研究中已蔚然成風，所以我們也必須註意這門學科的社會科學屬性。

　　歷史學者黃仁宇先生以擅長大歷史觀的研究聞名於世，他的研究通常更註意朝代興衰，抽絲拨繭，直達主幹。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不會萎縮》一書中，由明朝的財政稅收著手，提及明清政府在交通、通信條件尚不具備之下，由中央政府向全民抽稅，因此管制嚴、效率低、稅收數額短少。最後推論舊體制確已崩潰，新系統尚未登場，人與人之間不能立即履行新時代之權利與義務，導致在最黯淡的社會演化階段，經濟秩序崩潰，財政系統也會一蹶不振。按照他的觀點，即使戰爭的發生，也是經濟系統不能有效運行的一個爆發點，其重整與調和的目的一目了然。而用經濟學者的眼光來看，是不是制度的變革也存在外部性的力量呢？是不是國家的興衰與具備的要素禀賦也一脈相承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著作《反杜林論》言之鑿鑿：“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變換方式的變更中尋找。”

　　我們想借鑒歷史的教訓融入到現代的經濟學研究之中，需要保持如下幾個原則：

　　● 從歷史事件看當代道理；

　　● 從長遠的社會、經濟結構觀察歷史的脈動；

　　● 從中西的比較提示中國經濟社會的特殊問題；

　　● 註重制度與時勢的交互作用，理念與主義的差距，行政技術與經濟組織的沖突；

　　● 關註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分合(包括社會階級的區別)。

　　要讓意識形態跟著歷史走，不要使歷史被意識形態壟斷，保持最低限度客觀性，就會有所收獲。

　　宋神宗時期的“熙寧變法”在歷史上很有名氣，改革派王安石集團和保守派司馬光集團針鋒相對，魚死網破。從微觀上，我們觀察這次變法中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在農戶青黃不接的季節，由國家低息貸款給農民渡過難關，等秋收後再以糧抵債。表面看是一石多鳥，農民可以緩解生存壓力(預期透支)，國家盤活貨幣資本增加財政收入(利息貼水)，減少地主豪紳對農戶的剩餘剥削(由國家專辦取代高利貸)；但是因為宋朝沒有完善的財政體系，廉潔的官僚制度，高效的公務員隊伍，反而導致農民負擔加重，上演了又一次“黃宗羲定律”。而且就算退一步說，改革初見成效，國家財政收入短時期內得到增長，可“稅收歸宿”沒有安排，就如司馬光所言“不取諸民，將焉取之”，與民爭利也是註定不能長久。歸根到底，現有制度不能承受的經濟政策一旦付諸實施，就會拔苗助長，反受其害。宏觀角度的意思更明顯，宋朝這次一攬子改革以失敗告終，國家的中央集權體系因此重創，宋王朝失去了崛起的歷史機遇，殘喘數十年就被外敵打垮，偏安一隅。

　　900年前宋王朝的衰敗就是經濟改革失敗、制度缺陷導致政權崩潰的鐵證。杜牧的《阿房宮賦》最後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复哀後人也”。

　　分析研究歷史改變的過程中，我們會得到啟發，領悟到將來之去向。我們先要了解舊社會的經濟變革，及它不能適用於新時代的原因，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1956年，中國科學院的顧準先生提出：為了提高效率，社會主義可以選擇的經濟體制，是由企業根據市場價格的自發漲落來做出決策。這是中國改革理論發展史最早的聲音，在當時的特定環境下，沒有發展的歷史觀，是不能辨別方向的。

　　我所說明的歷史觀的研究方法，不外兩種：一種是從大處居高臨下地看，大刀闊斧而不糾纏於細枝末節，以試圖厘清社會經濟發展之大脈絡為目的；另一種是從小處、細微處入手，以闡清特定歷史時期之特定經濟事件為目的，若研究者功力深厚，則可順藤摸瓜，連帶考察出更多問題，以此出發，我們的研究也許會“柳暗花明又一村”。

　　李鴻章說過“吾國正逢千年未有之變局”，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經濟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清王朝經濟體的破產蓋源於此。既然歷史與現代存在時空錯位、體制差異，那麼如何明辨其中玄機呢？其實這就要求我們在經濟學研究中具備一個辯證觀。

　　

　

　　歷史觀是發展的、是辯證的，而不是僵化不變，簡單的套用和拷貝是掩耳盜鈴的行為。

　　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係》中說“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這也是我們以大歷史觀研究問題所應註意的重要一點，就是歷史觀是發展的、是辯證的，而不是僵化不變，簡單的套用和拷貝是掩耳盜鈴的行為。

本文摘自《一盞經濟的漁火》

　　中國人為什麼愛存錢；讓歷史失憶的超市；地產泡沫的複雜答案；從經濟地理學分析“溫州現象”；不完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國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國的環保夢魇；創新引領未來。
作為一本經濟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濟學散文集，書中的話題涉獵比較廣泛，從我們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觀層面的熱點話題，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針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經濟現象做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試圖引導讀者從表面現象深入了解其背後的經濟規律和發展軌迹。
期待會讓更多的讀者了解經濟學，喜愛經濟學，並且明白社會和生活的變化很多時候是經濟學的規律在左右或者說推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