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 推理的進程之美

　　先賢凱恩斯說過，“經濟學理論並沒有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結論。它不是一種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器官，一種思維的技巧，說明擁有他的人得出正確結論”。我們不能夠像數學一樣把經濟學完全計量化，因為經濟學畢竟是一門社會科學，包含實證和規範兩大方向，實證註重基於理論的計算和結果，而規範則是根據價值判斷乃至政治、意識形態等多方面因素得出結論，所以很難概念化。這就導致經濟學研究的方式方法百家爭鳴、莫衷一是。

　　當今世界最被推崇的經濟學教科書應算薩缪爾森的《經濟學》和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可兩本書就燈塔是公共物品還是公有物品就給出不同概念，各執一詞。這門學科的社會科學屬性和很短的發展歷史註定此類爭論屢見不鮮，所以羅斯福很感慨地說過“我多麼希望能出現只有一只手的經濟學家啊”，多麼有趣，因為他的經濟顧問總是在談話中說“One Hand，Another Hand”。

　　但是我們必須在研究一開始就分清楚，我們研究的程序是怎麼樣的，這決定我們的結論最終走向何方。

　　面對一個嶄新的研究課題，第一，要認識到這個現象的決策者是誰，政府、企業、個人？而且要清晰地判斷這個決策者的現實環境是怎麼樣的？例如，個人是作為消費者的個人抑或是作為要求基本生存權的個人還是主張公共權利的個人甚至兼而有之。這些不同角色的定義，是我們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馬虎不得。

　　第二，主要決策者的目標是什麼。觀察他的終極目的，不要被表面現象迷惑，這決定了我們研究的方向。有時候，我們只能看到一段進程中的因素和目標，不能審時度勢、因勢利導，這樣的研究即使得出一個什麼結論，可能理論上還很嚴謹，但馬上被證僞。一個理論在一種狀況下可能是正確的，在另外一種狀況下可能就不正確。隨著時勢的變化，條件約束和目標選擇可能發生變化，我們就應該根據新的狀況重新作分析。世上事“玄之又玄”，我們的研究“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在目標判斷上，要慎之又慎。

　　第三，決策者的限制性條件是什麼。任何一個決策都有限制性，就算集權的政府也不能“神遊於天外”。弄清楚他的客觀限制，例如資源、資本和勞務的擁有量等。決策沒有一勞永逸，在可承擔的後果之內做出理性結論，否則決策就是風險大於收益，後果會讓人不安。例如，經濟學中認為幸福=效用/欲望，經濟學的研究是想方設法使效用發揮到最大，但是欲望如果無窮大，效用再大也無濟於事，達不到幸福的目的。由此可見，欲望是一個不得不考量的問題，它涉及到最終能不能幸福。一個人錢再多，如果欲望每天增長，他還會幸福嗎？

　　第四，決策者的機會成本是什麼。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開宗明義就是“人們面臨權衡取舍”，“某種東西的成本就是人們為得到它所放棄的成本”。這里所說的成本就是我們所講的機會成本，我們要做出一個理性的結論必須嚴肅對待機會成本問題。因為這和通常的會計成本不同，會計成本統計的是可見的資本、勞物、資源的投入量，而機會成本還包括更多不可見的投入量，不那麼直觀，所以計算上具備一定難度，比較難以量化，甚至容易被忽略。例如我們進行一個大型水電站的建設，除去可見的會計成本投入，還有更多不可見甚至長期不可見的外部性投入，例如搬遷當地居民，他們的遷移費用可計算，但是這些人背井離鄉，如果生活不盡如人意，幸福指數降低，是不是他們對政府的痛苦指數會增加，而影響政府的執政能力的評價呢？或者失業率增加，他們會影響遷入地區的社會治安環境，影響居民的生活環境呢？這是一個重要的機會成本。長期看，興建水電站破壞了生態環境，使環境保護的負擔增加，如果要改善環境，還要增加新的投入預算，這樣的負擔怎麼辦呢？假設當初沒有興建水電站，把該地區改造成風景區，所獲得的投入是不是會比水電站本身的收入更多呢？這樣的計算是非常複雜的，僅用經濟學本身的基础理論是很難解釋的，還需要更多社會學、政治學乃至哲學、歷史學的知識。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貝克爾同時也是知名的社會學教授，也恰恰說明經濟學者自身的研究需要多門學科知識的互相補充，才能得出完善的結論，不至於誤國誤民。當我們進行深入的經濟學研究時，機會成本的計算很重要，也是考量一個經濟學者水準高低的分水嶺，不可不察。

　　《大學》里說“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先所後，則近道矣”。經濟學研究中的程序是經濟學方法中的一個重要組成，是我們逼近真實結論的路徑，這是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框架性問題。

　　借用禅宗里“頓悟”和“漸修”的區別來說明，這是一個從“頓悟”到“漸修”，再從 “漸修”到“頓悟”的過程。我們開始研究一個課題，先要對現象的資料進行收集、分析、歸納，就是“漸修”，但是要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還要有一個“頓悟”的飛躍。掌握我們上邊提到的四個要素，在成千上萬的各種可能的社會、經濟變量中，認識出造成這個現象發生的最重要的外生變量，提出對現象背後形成的邏輯真正有解釋力的理論。在提出這個理論之後，還是要再有一個“漸修”的過程，也就是需要將這個理論做各種可能的推測。然後拿這個結論和各種已知的及新近的經驗事實對照考察，無論一致與否，都要多面斟酌，反复比較，尋找最大可能的外生變量和解釋。

　　我們國家在經濟建設初期，也經歷了一個複雜的“拨亂反正”過程，國家的財政政策很是困惑，先是高度集權，後來“分竈吃飯”。1988年又實現“財政大包幹”，直到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實行新的公共財政制度。期間“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局面多次出現，給國家經濟建設造成了極大混亂。我們之所以能夠最後得到經濟建設的日新月異，是和我們國家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正確的經濟決策息息相關的，可這一切與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家提出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背道而馳。當時俄羅斯等國家實行了這類主流經濟學思想的改革方式，最後證明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我們國家的正確選擇不也正是一個從“漸修”到“頓悟”的過程嗎？

　　之所以要強調經濟學研究的程序問題，就是希望從複雜的外生變量和內生變量中找到便於著手的邏輯關係。這些變量無論在模型中還是規範應用中都是比較複雜的，如果研究的程序出現問題，我們自身的邏輯體系也會出現不能察覺的問題，導致所做的努力功虧一篑。

　　經濟學是一門嚴謹的科學，首當其沖就是推理的過程，在過程當中找尋規律。我們要重視程序的科學性，步步為營，這樣也能夠體味一門社會學科獨具的推理之美。

　　“如果沒有上帝，一個人豈非什麼事都可以做？”經濟學中強調人的理性選擇，所以理性看待經濟問題才是正確的。

本文摘自《一盞經濟的漁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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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為什麼愛存錢； 讓歷史失憶的超市；地產泡沫的複雜答案；從經濟地理學分析“溫州現象”；不完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國崛起的秘密；盛世中國的環保夢魇；創新引領未來。
作為一本經濟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濟學散文集，書中的話題涉獵比較廣泛，從我們生活中的小事到宏觀層面的熱點話題，作者從經濟學的角度針對社會各個層面的經濟現象做了深入的觀察和思考，試圖引導讀者從表面現象深入了解其背後的經濟規律和發展軌迹。
期待會讓更多的讀者了解經濟學，喜愛經濟學，並且明白社會和生活的變化很多時候是經濟學的規律在左右或者說推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