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摒棄

2014-01-03 11:03:19

  在過去20年中,人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發生了一個根本轉變——人們認識到政府機構及其政策都是人為的,而不是上天註定的。既然是人為的,那就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些機構和政策都將很快會被淘汰。然而,許多政策的制定仍然是基於一個古老的假設,即無論政府做什麼都是以人類社會的本質要求為依據的,因此是可以“永恒”的。可是結果呢,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種政治體制能摒棄陳舊的、過時的、不再具有生產力的政府機構和政策。可能,現有的政策還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最近,美國通過了一系列“日落法(也稱為夕陽法)”(sunset laws),規定政府機構或公共政策在經過一段時間後,除非重新修訂,否則就自行廢除。然而,這些“日落法”並沒有發揮作用,其部分原因是,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來衡量一個機構或法規何時才算不起作用;還有部分原因是,沒有一個有組織、有系統的廢除程序;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現在還未能尋找到一個新的或替代的方法,以實現這些不起作用的機構或法規應該實現的目標。為了讓“日落法”具有實際意義和實效性,政府需要制定出一套原則以及廢除舊機構或法規的程序,而這種做法也將是未來我們重要的、必須盡快進行的社會創新之一。我們的社會已經做好準備接受這種重要的社會創新了。個人面臨的挑戰

  在企業家社會中,個人面臨的巨大挑戰就是需要不斷地學習、再學習。對於這種挑戰,應該將其視為一種機會並且要合理地加以利用。

  在傳統社會中,人們往往認為(或曾經認為)隨著青春期的結束,學習也將告以段落,最遲也只是延續到成年。如果一個人到了21歲左右還沒學到什麼知識,那麼他就沒有必要再學下去了。而且,一個人會把21歲前學到的東西,一成不變地在以後的歲月中持續地使用。因此,傳統的學徒制、傳統的技藝、傳統的職業,還有傳統的教育制度和學校也都是基於這些假設建立起來的。在今天,技藝、職業、教育制度和學校的建立或多或少仍然建立在這些假設之上。當然,任何事情總是會有例外出現的。在傳統社會中,也有那麼一群人在不斷地學習、再學習,如那些大藝術家、大學者、禅宗信徒及修道士等。但是,由於這些特例為數甚少,因此很容易被人們忽略不計。

  然而,在企業家社會中,這些“例外”卻意外地成為人們學習的典範。企業家社會的正確假設是:每個人在成年以後還將學習新的知識(這樣的學習也許還不止一次)。而且,5~10年以後,一個人在21歲以前所學的知識就會逐漸地被淘汰,因此,人們應該通過掌握新學問、新技能、新知識,替代或至少是更新以前所學的內容。

  這一假設意味著:每個人必須要學習和再學習,這是對自我發展和事業前途的負責。人們不能再認為他們在孩提時代所學的東西可以作為一輩子的“依靠”。這些已學到的知識應該被看成是一個“平台”、一個起點,而不是一個能夠依靠和休息的地方。同樣,他們也應該摒棄過去的天真想法:認為只要“進入了一個職業領域”,然後沿著預計的、設計好的、充滿光明的“職業路徑”就能達到既定的目的地。這就是美國軍隊所稱的“進階過程”(progressing in grade)。從現在開始,人們應該這樣認為,即每個人必須在其工作生涯中尋找、決定並發展出許多個新“職業”。

  一個人學歷越高,所從事的事業就越具有創造性,在學習上所面臨的挑戰也就越大。木匠可能仍然認為,他在學徒期所學到的手藝足夠他用上40年。而醫生、工程師、化學家、冶金專家、會計人員、律師、教師、經理人員等最好應這樣想:15年以後,他們所必需掌握的新知識和新技術與今天已獲取的知識和技術相比,會有很大不同。事實上,他們最好是這樣想的:15年以後,自己將會從事不同的新業務,擁有不同的新目標,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確實還將從事不同的職業。同時,只有靠自己不斷地學習、再學習,不斷地調整方向,才能避免被社會淘汰。而傳統的準則以及“公司政策”,只會成為個人學習新知識和新技術的障礙而不是動力。

  這一假設還意味著:企業家社會將挑戰傳統教育和學習的習慣。現今,全世界的教育體制主要是17世紀歐洲教育體制的延伸。雖然這期間經過大量的修正,但是學校和大學的基本結構仍然是300多年前的框架。現在,各級學校都需要對教育提出新的(有時是非常激進的)思維,並採取新的(有時是激進的)方法。

  學齡前兒童使用計算機的熱潮可能很快會消失。但是,4歲兒童已經開始接觸電視,他們所期望以及急需的教學方法與50年以前的同齡兒童相比,顯然是不同的。

  面臨“職業”選擇的年輕人(也就是現在4/5的大學生),確實需要一種博雅教育。然而,這里所說的博雅教育顯然與英語國家中的“博雅教育”完全不同,也不同於德國的普通教育。如果我們不願意勇敢地面對這一挑戰,就會完全失去對博雅教育的基本理解,從而將其等同於純粹的職業化專門教育。這樣做不但會危害整個社會的教育基础,最終也會危害整個社會本身。教育家也必須面對這項最大的挑戰,同時,我們也要把它看成是最大的機會,那就是學校並不僅僅只是為年輕人而設立的,學校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成人繼續學習的地方。

  時至今日,還沒有任何教育理論可以作為指導來完成這些任務。

  現在也沒有人像17世紀偉大的捷克教育改革家誇美紐斯(Johann Comenius)或教士那樣,為創造出“現代”中小學和“現代”大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是,在美國,至少這方面的實踐遠遠走在理論之前。我認為,最近20年來,最積極和令人鼓舞的成就就是學校針對需要繼續學習和再學習的成人,特別是那些已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積極開展各種類型的教學實驗(這是美國不設“教育部”以後,所帶來的令人欣喜的副產品)。在這20年里,雖然各大學沒有“總體規劃”,沒有“教育哲學”,而且事實上也沒有得到教育機構的支援,但是,它們為已受過各類高等教育以及已經取得成就的成人所提供的繼續教育和專業發展培訓,已成為美國真正的“成長產業”。

  企業家社會的出現,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又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自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國富論》以來,長達近一個世紀的自由放任時代(Laissez?Faire)就已經開始了。到了1873年,席卷全球的經濟恐慌終結了這種自由放任狀態,取而代之的是現代福利國家的誕生。100年以後,衆所週知,現代福利國家也走到了盡頭,盡管在人口老齡化、出生率下降的沖擊下,現代福利國家還不會馬上壽終正寝。但是,只有在企業經濟成功、生產力大幅提高的前提下,現代福利國家才能真正存活下去。盡管我們也許還能為福利的“殿堂”增添一抹亮色,如多增加一些新福利等,但福利國家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即使是最頑固的自由主義者現在也這樣認為。

  當福利國家時代已成往事之後,是否就代表著企業家社會的到來呢?

本文摘自《德魯克管理思想精要》


   作者根據六十年的管理工作經歷,從精心挑選的10部作品中取其精華編寫成此書,它始於《工業人的未來》(1942),止於《21世紀的管理挑戰》(1999)。它是對德魯克管理思想的全面總結,也為讀者提供了一種關於管理學連貫易懂的入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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