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商幫下篇：商幫的宿命

　　毋庸置疑，目前如日中天的浙商對整個中國經濟社會的推動功莫大焉，它在中國昂首挺胸走向市場化、民營化、品牌化的歷史進程中無疑是最令人矚目的一支勁旅。從某種意義上講，浙商已是中國區域競争、城市競争中的“火車頭”、“發動機”。它的狂飙突起，大大地提升了中國區域與區域、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良性競争水平和層次，當然，也直接和間接地提升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競争力。然而，“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浙商也註定是中國歷史長河中的一朵浪花，它逃脫不了這種宿命，就像培育出傑出的廣東商幫的珠江一樣。“風帆起珠江”，中國的改革開放自珠江始，而待千帆競發、百舸争流的格局形成之時，珠江也就如報春的梅花一樣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從而將平凡和沉寂下來。因此，浙商也會像以前的粵商一樣，“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它的文化、它的精神、它的商魂，會流入中華民族的大海之中，成為一種新時代、新商業形態的血脈。縱觀中國商幫的興衰軌迹，我們不難看出，離開了特定的歷史機遇、歷史條件，任何商幫都不可能生息繁衍，就如同春季生長的植物不可能在冬天發芽一樣。同時，商幫還具有濃厚的地域特色，特定的地理條件、區位優勢、地域文化無一不影響著、制約著、決定著商幫的興衰演變，就像特定的土壤才能長出特定的植物一樣。所以，當今天的浙商們豪情滿懷地談論自己的崛起時，當全國都在為浙商大唱贊歌時，浙商們一定不要忘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也不要忘了如果沒有天時、地利之機，即沒有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的整體崛起，沒有整個中國全方位、多領域的開放，浙商們縱有三頭六臂，也只能像沙漠玫瑰一樣，在寂寞中靜靜地等待。勤勞、智慧的中國人創造了人類迄今為止最偉大、最輝煌的農業文明。作為一個獨立運作的商幫，在中國漫長的封建帝制時代是沒有的，包括明清。他們的命運與其說是掌握在上帝手中，不如說是掌握在強勢的皇帝及官僚階層的手中，這也是官商結合成為歷史選擇的原因。伴隨著封建帝制的崩潰，晉商與徽商的衰落成為定局。它的少部分因子匯入到新崛起的“大上海”之中，如民國時期的山西商人孔祥熙，融入了蔣介石的江浙財團。具有現代色彩的商幫出現在鴉片戰争之後。考察近一百年中國經濟的發展軌迹，我們不難發現，政治格局的變遷與商業通路的變化是中國商幫帥旗更換的重要原因。第一次鴉片戰争後，廣東商幫迅速脫胎換骨，日漸強盛。隨著《虎門條約》的簽訂，甯波與上海也成為對外通商的口岸。此後，上海由於其特殊的區位條件，經濟政治地位很快超過了廣東，迅速崛起。大批有國際貿易經驗的廣東人紛紛投奔上海，他們的經濟活動促進了上海的繁榮。另外，上海是西方列強在中國最重要的橋頭堡，租界林立，避免了戰亂的騷擾，於是上海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迅速成為了中國乃至亞洲最璀璨的明珠。正是在這樣由南及北逐漸被迫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商幫的旗幟從廣東轉移到了上海，上海商幫的主體成分就是廣東的潮汕商幫與浙江的甯波商幫。為什麼還有甯波商幫？因為其與粵商的遺傳因子能相互融合——都位於沿海；是最早被迫向西方開放的通商口岸；在相當長的時期内都是“亦商亦盜”，即生意順暢時，做生意，不順暢時，當海盜；都具有海洋意識和國際視野；都有從事國際貿易的經驗。到蔣介石當權時，以甯波商幫為核心的江浙財團更是成為中國商幫的執牛耳者。在解放後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裡，由於我們關起門來，自給自足，昔日的亞洲之星——上海，就從一個國際都市變成了一個國内城市。上海商幫銷聲匿迹，其他商幫也灰飛煙滅。上海從國際視野内消失之後，長期灰頭土臉的香港則迅速崛起，成為東方之珠。有意思的是，香港的華商代表又主要是粵商和浙商。李嘉誠、霍英東、鄭裕彤、李兆基是廣東人，包玉剛是浙江人，首任特首董建華是上海人。改革開放之後，因天時、地利之故，獨占商幫鳌頭的是粵商。隨著全國的開放、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到了世紀之交，執中國商幫牛耳的則是浙商。所以，縱觀中國商幫的命運，我們不難看出，某個商幫僅僅是一個歷史的範疇，是特定歷史長河中的一朵浪花。浮起來的，不要自以為是，更不要利令智昏；沉下去的，也無需垂頭喪氣，自甘堕落。其實，近現代以來，數次商幫大旗的更替過程中，舊的載體雖然破落乃至消亡了，但它積極的精神及文化的因子卻延續、嫁接到了新的機體之上。人類的成長及發展總是螺旋式進行的，沒有下旋就不會有上旋，沒有低谷也不會有高峰。事實上，粵商們已經開始了對其自身性格缺失的深刻反思和對他人先進經驗的自覺汲取，相關的報道及文章不斷地見諸於各類媒體。如果誰以為粵商從此就會走向式微、走向衰落，那他就大錯特錯了。擁有悠久的商業歷史、深厚的商業文化，並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經過千錘百煉的粵商，不僅積累了極為雄厚的有形資產，也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無形資產。隨著“泛珠三角”的區域大整合，隨著東盟經濟的一體化，當今世界最具活力的一個經濟闆塊必將在南中國大地崛起，而與之一道崛起的必將是一個強大的南粵商幫。無論歷史上的商幫曾有多麼強大，但由於天時、地利等不可抗拒的因素，最終往往都灰飛煙滅了。那麼，現代商幫能否找到一條長治久安的永恒之途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有二：其一，歷史給了我們成就永恒商幫的特殊機遇——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時代環境；其二，現代意義的商幫與傳統意義的商幫有著根本的區別，傳統的商幫必須依附於封建經濟，跟皇權、官府相結合，因而他們的命運只能掌握在別人的手裡。而現代意義的商幫則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階層，他們往往能夠決定一個區域的經濟能否高速發展，他們已經成為了社會的主導力量，所以，他們能夠獨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運。其實，對商幫我們大可“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要抱持太強的區域或地方心態。商人也好，企業家也罷，其本質是流動的，就像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樣，什麼地方有利於財富的積累，什麼地方有利於企業的發展壯大，他們就會流向哪裡。這也是資本的意志，這種意志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抗拒的。不管是那些曾經輝煌現在已消失的商幫，還是目前風頭正健卻不知未來走向何方的商幫，最終都將融入中華大地的土壤之中，成為民族精神和民族力量的重要因子！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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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