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問粵商(1)

　　編者：2004年11月23日，應共青團廣東省佛山市委員會、佛山市青年聯合會、佛山市青年商會的邀請，王志綱在佛山財富論壇上發表了這篇演講，通過“八問粵商”將當前中國兩個最大的商幫——粵商與浙商，進行了縱問橫比。這“八問”一步緊接一步，問問铿锵逼人、振聾發聩，如同飲下了一劑猛藥，令人額頭直冒微汗。一問粵商：為何你難成“常青樹”？二問粵商：為何只有“廣東經濟”而沒有“廣東人經濟”？三問粵商：為何廣東的商品集散平台總“長不大”？四問粵商：為何廣東企業不願上市？五問粵商：為何廣東企業在氣勢上輸人一籌？六問粵商：為何你的商會總成擺設？七問粵商：為何廣東本土企業家漸漸隐退？八問粵商：為何你放棄領跑全國？

　　2004年11月23日，王志綱在佛山財富論壇演講，向粵商提出了“八問”。

　　各位老闆、各位青年企業家：下午好！站在這個講壇上，我真有點兒觸景生情。大家知道，佛山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心髒地帶，而珠江三角洲是整個中國市場經濟的搖籃，而我的命運，可以說是與珠江三角洲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十幾年前，我由北方被調到新華社廣東分社，按照北京總社領導的說法，就是為了強化改革開放的報道，強化中國市場經濟探索的報道。而那時的廣東，正處於“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的模糊時期。在那段峥嵘歲月裡，我與珠江三角洲的官員、商人、企業家及民衆同呼吸、共命運，也客觀、公正地將珠江三角洲的市場實踐與探索，向全國甚至全世界報道過，並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出現過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每次我回到北京，我會是“珠三角”最堅定的辯護者；但當我回到廣東時，卻又成了“珠三角”的批判者。這種雙重角色是怎麼形成的呢？中國有句古話，叫做“愛之深，責之切”。因為我太喜歡這個地方了！所以，當我發現它開始驕傲自滿，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時候，我就扮演了一個批判者的角色；而當我到了北京、上海，發現人們掄起大棒，對珠江三角洲大加撻伐的時候，我就會以一個局内人的身份，站在現實的角度上，對他們進行批駁。毛澤東同志曾說，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觀世界。在參與珠江三角洲市場化的過程之中，我自己也市場化了。今天站在台上的王志綱，已經不是10年前的新華社記者，而是在市場經濟的海洋裡折騰了10年，與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同呼吸、共命運10年的一個戰略研究者。今天的王志綱，已經不是廣東的王志綱了。我的整個工作，1/5在廣東，3/5在“長三角”，1/5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我的很多客戶在浙江，我深深地感到，浙江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異軍突起的重要力量，在很多方面大有後來居上、超越廣東之勢。如果廣東不正視這個問題，那是很危險的。“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如果廣東的企業家們不能跳出廣東，放眼中國、放眼全世界，通過研究浙江而審視自身，那麼，在未來的發展當中，就會遇到很多困難。我在廣東生活了20年，親歷和見證了廣東民營企業沉沉浮浮、風風雨雨的歷史。現在，當我站在歷史的角度，反思今天的浙商和粵商時，不免對粵商的命運產生了以下的思考。

　　一問粵商：

　　為何你難成“常青樹”

　　為什麼在創業環境、政策優勢方面遠不如粵商的浙商，產生了一大批“常青樹”？改革開放二十多年，我同廣東不少企業家打過交道，他們大多屬於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企業家。白雲山的貝兆漢、萬寶的鄧紹深、科龍的潘甯等是珠江三角洲第一代老闆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名氣不僅在廣東，就是在中國、在全世界，也都是擲地有聲的。但是，彈指一揮間，我們卻發現了一個令人心酸的現實，“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這些老闆，如今安在哉？擡頭仰望、雙眼噙滿淚花的李經緯，抱恨長天的畫面被記者的鏡頭忠實地記錄了下來，並在全國、全世界廣為傳播，也成了粵商終結的一個物證。再看浙商，就在貝兆漢的白雲山企業在全國聲名遠播時，浙江老闆根本無法與他們相提並論，青春寶的馮根生，那時也在艱難地跋涉著。然而，十幾年過去了，廣東的白雲山制藥廠早已不見蹤影，而青春寶卻枝繁葉茂、生機盎然。另外，還有魯冠球，經過長達二十年的和平演進，他把一個鄉鎮企業變成了自己的家族企業，成為了中國《福佈斯》榜上有名的億萬富豪，而廣東與之同時打江山的老闆們卻幾乎都被淘汰出了歷史舞台。浙江橫店集團的掌門人徐文榮，是與珠海的鐘華生一同拓展天下的。那時，講能量、講影響，徐文榮根本不能與鐘華生相提並論。但是，10年過去了，鐘華生們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而徐文榮們卻通過改制、股權變更，把橫店變成了中國巨無霸式的民營企業集團，並宣稱要打造中國的好萊塢，目前中國的很多電視連續劇都是在橫店的影視城中拍攝的。二十多年過去了，為什麼創業環境、政策優勢遠不如粵商的浙商中產生了諸如魯冠球、徐文榮等企業“常青樹”、“不死鳥”，而盡得改革開放之天時、地利、人和的粵商中卻沒有產生這樣的不倒翁？為什麼浙商能夠常青，甚至枝繁葉茂，而不少粵商卻只能帶著悲劇的色彩告別了經濟大舞台呢？

　　二問粵商：

　　為何只有“廣東經濟”而沒有“廣東人經濟”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二十多年來“珠三角”經濟的活力、興旺就像川流不息的廣佛高速公路，但為什麼廣東只有“廣東經濟”，卻沒有“廣東人經濟”？浙江的人口只是廣東的一半，但現在浙江在全國有300萬老闆，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有100萬老闆。老闆無所謂大小，只要他渴望改變自己的命運軌迹，只要他希望借助經營的平台來發展屬於自己的事業，他就具有了老闆心態。很多浙江的官員與老闆都對我說，浙江本土的精英人才百分之百地想當老闆，所以，高端的職業經理人只能到外地去尋找。300萬浙江人，幾乎遍佈全國的每一個角落；100萬浙江人，分佈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正是這種所謂的“浙江人經濟”，使浙江人在全國甚至全世界形成了一個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網，這個天網就是市場網絡、血脈網絡、信息網絡、營銷網絡，浙江的產品就是通過這種網絡沖出亞洲、走向世界的。為什麼浙江的飲料巨頭娃哈哈，最終打敗了廣東的健力寶和樂百氏？是因為實力嗎？不是！那是因為什麼？是因為網絡。樂百氏的老闆何伯權，曾跟我長談了四五個小時，他說自己輸給娃哈哈有一點是服氣的，那就是娃哈哈對中國市場網絡的掌控能力。娃哈哈的成功體現了整個浙江人經濟的成功。正是因為這種盤根錯節、千絲萬縷的市場網絡，使浙江人能夠在第一時間把觸角伸到中國的任何一個角落。前不久，我去新疆，到了喀什，從廣州坐飛機到烏魯木齊要幾個小時，而從烏魯木齊坐飛機到喀什也要3個小時，路途是相當遙遠的。在祖國的西部邊陲，我看到，最好的酒店是溫州人的酒店，最好的商廈是溫州人的商廈。後來我從喀什又坐了幾個小時的汽車，到了邊境，到了帕米爾高原，我看到的到處都是在尋找商業機會、準備搭建商業平台的浙江人。當地的官員興奮地告訴我，浙江商會建立了，其神情仿佛抱回了一個金娃娃，這就是所謂的“浙江人經濟”。廣東有沒有“廣東人經濟”？我到江門的五邑，五邑人告訴我，五邑人在國内有800萬，在海外有800萬。我到順德，順德人告訴我，順德人在國内有120萬，在海外有150萬，但我卻沒有看到海外的廣東人同廣東的廣東人在生意上有多大的關聯，至多是在改革開放之初投資辦廠，雙方遠沒有形成内外互動、優勢互補的商業網絡。盡管廣東人曾將粵菜館開到了全國，將廣東貨賣遍了神州，但在世人眼裡，廣東經濟依然是“小販經濟”，它沒有像浙商那樣，形成遍及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產業網、營銷網。大家都知道，改革開放25年來，廣東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靠的就是先行一步，靠的就是“廣東人經濟”——香港地區、澳門地區、東南亞乃至全世界，講白話、客家話、潮州話的親戚、朋友、同鄉，利用其與廣東千絲萬縷的地脈、人脈關系，率先在“珠三角”投資辦廠，既成就了他們自己，也成就了廣東經濟。但現在這個曾經釋放出巨大能量的“廣東人經濟”仿佛消失了，是什麼原因呢？是廣東不需要了，還是被忽略了？在區域一體化的背景下，如何充分發揮廣東的人緣、地緣及血緣關系，進而打造一個互動交流、信息通暢、優勢互補的市場網絡，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大家認真思考的問題。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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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