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商幫，一個歷史的範疇(3)

　　朋友告訴她，這叫沙漠玫瑰，把它浸泡在清水中，幾天以後就會複活；倒掉水，它會漸漸枯萎。藏上一兩年，再置於水中，它又會複活。半信半疑的龍應台將這捧幹枯的雜草放在清水中。第一天，沒有絲毫動靜；第二天，雜草從中心開始向外舒展，有一點綠意；第三天，模糊的綠已變成實實在在的綠；以後每一天，它的綠意都頑強地向外延伸著；到了第八天，展現在她眼前的是完整、飽滿、豐潤的沙漠玫瑰，它居然複活了！而浙商就像這種沙漠玫瑰——嚴酷的生存環境造就了這些草根人物摧不垮、錘不癟、打不爛的強健生命力。氣候惡劣時，它會慢慢枯萎，了無生氣，但是只要有一點點清水、有一點點雨露，它就可以漸漸地複活，一圈又一圈頑強地擴展著它的綠意，演繹出驚天動地的生命贊歌。所以，當中華大地黎明破曉、春暖花開時，當狂飙突起、各個階層重新大洗牌時，當那些長期小瞧浙江小木匠、棉花匠、泥瓦匠、補鞋匠的内地“圈養動物”們茫然不知所措時，身為“野生動物”的浙江商人卻在如魚得水、虎嘯山林。粵商組裝洋槍攻城略地，浙商不棄薄利伺機而動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斥廣東媒體的都是諸如“廣東的崛起”、“大潮湧珠江”、“小廣東長高了”等新聞。那時的珠江東岸包括深圳、東莞、增城及惠州的一部分，利用“兩頭在外”的經濟模式，不僅形成了一條充滿活力的工業走廊，而且還探索出了一套“前店後廠”的模式，促成了“珠三角”與香港之間唇齒相依、良性互動的經濟關系。而以南海、順德、中山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城市，雖然沒有東岸那樣的地緣優勢，但作為連接國内外市場的二傳手，其優勢也非常明顯。於是，西岸城市憑借其先行一步的地緣優勢，將國外先進技術、全新理念及時尚消費品引進來，大做國内市場。電子、家電、建材、化纖等企業紛紛崛起，出現了粵商扛著組裝的洋槍洋炮大舉“北伐”的盛況，樂從的家具、順德的家電、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鎮的燈飾、沙溪的牛仔佈等蜚聲全國市場。其實，這種依靠組裝的洋槍洋炮攻城略地、勢如破竹的廣東模式，並非是由於粵商多麼強大，而是因為它的對手太弱小。就像當年的清政府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時一樣，八旗兵的大刀長矛、棍棍棒棒，甚至畫符念咒，怎麼抵擋得住西洋的洋槍洋炮呢？從某種意義講，大清的覆滅是冷兵器敗給了熱兵器。而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廣東的成功，也不僅僅是廣東的勝利，它還是一個時代對另一個時代的勝利。與此同時，日漸壯大的浙商在做什麼呢？以溫州、台州商人為代表的浙商，那時正處於從“流氓”到“紳士”轉型的關鍵時期。他們也做實業，但因為沒有廣東那樣的天時和地利，只能從做假冒僞劣產品開始其從流通到實業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的溫州皮鞋差不多就是僞劣商品的代名詞。1992年前後我去溫州，發現他們很尴尬：一方面，日本人在打他們的假，比如他們先幫日本打火機做代理，很快就仿做，最後竟做得跟真的一樣，但價格只有真品的1/10；另一方面，溫州又在打自己同胞的假，因為當他們從“流氓”變成了“紳士”，開始生產自己的品牌時，比他們更弱小的同胞們又在模仿他們，侵犯他們的知識產權。總之，當粵貨風行中國之時，浙商一方面通過快速仿造或偷襲，實現角色的轉換（由流通商變成產業家）；另一方面則又像一位少了火氣的中年人，不急不躁地生產一些針頭線腦的東西，不要說財大氣粗的老廣不屑一顧，連窮得起火的内地人也未必看得上。紐扣、拉鍊、線團、螺絲釘、線路闆、低壓器、皮鞋、襯衣、西裝，無所不做。他們就像沙漠玫瑰，靜靜地等待著屬於他們的陽光雨露。粵商漸顯頹勢，浙商厚積薄發其實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浙商已經開始顯示出厚積薄發的強勁力量，比如義烏的小商品城、紹興的輕紡工業城等，它們起步的思路和氣度就非同尋常。進入21世紀，粵商日漸式微，浙商開始異軍突起。健力寶老闆锒铛入獄了，科龍易帥了，最具象徵意義的是樂百氏被娃哈哈徹底地擊潰，整個班子一起下課。歷史的車輪就這樣轉過去了。造成這種歷史循環的原因是什麼呢？其實，答案就在其成長的過程之中。廣東的先天優勢造成了粵商的後天缺失，而浙江的先天缺失反而造就了它後天的優勢。這就叫做“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什麼是先天優勢？即得天時、占地利、具人和。所謂“得天時”，是指中國的改革開放，世界經濟的大轉型，全球產業的重新洗牌；所謂“占地利”，是指廣東臨近港澳，是中國連接世界尤其是西方的橋頭堡，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所謂“具人和”是指廣東本身的開放傳統和意識。此外，在粵商崛起之時，整個中國正處於市場短缺的階段。企業承包經營、放權讓利、供給制的土崩瓦解、流通領域的迅速開放，使占據960萬平方公裡的中國釋放出前所未有的消費能量，而長期在計劃經濟之下形成的工藝水平和制造能力已遠遠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消費需求。在此背景下，廣東充分利用它的地緣優勢，通過香港地區將國外成熟的技術、現代的管理理念，尤其是質量優良的零部件大量引進，並快速組裝成洋槍洋炮，因此，他們可以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此時的競争乃產品競争，消費者的品牌意識還在沉睡之中。然而，風水輪流轉，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終於從短缺經濟全面過渡到過剩時代，從賣方市場轉化為買方市場。市場競争也由產品競争時代進入品牌競争時代，品牌成為企業克敵制勝的不二法門，成為企業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翻開中國名優企業排行榜，不難發現，“農家出身”的浙商已經遠遠超越了身為“富家子弟”的粵商。浙商的狂飙突起與粵商的日漸式微，除了因為中國的經濟已經從短缺時代進入到過剩時代外，第二個原因是香港回歸之後，廣東外貿獨占的歷史也已經徹底結束了。遊戲規則變了，由原來的“打排球”變成了“踢足球”。誰有本事盤球過中場，就可以直接射門——這個門就是世界市場之門。伴隨著中國加入WTO，整個中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香港已不是中國聯結世界的唯一通道，廣東這樣的二傳手也已經不再需要了。此時，上海首先將球踢向了歐美，山東的青島和遼甯的大連直接將球射向了日本和韓國，東北則將球踢向了俄羅斯。此時的競争，已經不是客觀上的競争，而是主觀上的競争。“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浙商在改變客觀過程的時候，主觀世界所經歷的磨煉與提升，是任何商幫都無法與之並肩的。第三個原因，整個中國的市場經濟從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到大張旗鼓、高歌猛進，民營經濟終於枯木逢春、異軍突起，堂而皇之地步入中國的主流社會。浙江的民營企業“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短短幾年就超過了號稱“市場經濟搖籃”的廣東。襯衫、西服、時裝、皮鞋、皮具、飲料、汽車配件、輕紡制品、電子產品等名牌，從深海中一個又一個地浮出水面。浙商過去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全部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就像沙漠玫瑰一樣，開始舒枝展葉，他們在艱難成長過程中積累起來的以及歷史所賦予的種種優勢，逐漸得以釋放。為何浙商愈戰愈勇網絡為王經過近二十年地獄般的修煉，浙商從擦鞋、修鞋、彈棉花、當木匠到做建築、搞裝修、玩代理，最後塑造了品牌，修成了正果。浙商令人可怕的還不是他們露出水面的部分，而是其深藏於海底的人際網絡和銷售網絡，這種網絡就像人體的細胞或毛細血管一樣，遍佈於市場的末梢神經。在中國甚至海外，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浙江人，而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會形成類似軍隊的完整建制——有實力的大老闆是投資者，在當地建立一個浙江或溫州商城；實力較弱的老闆是攤主或堂主；沒有本錢的就是夥計，看鋪子、守攤位。總之，每個人都各得其所。這種完整的市場體系還給年輕的一代以希望，他們都知道目前名重一時的大老闆都是從最基層做起來的。他們滿懷信心地從底層做起，他們能夠看到自己的明天和未來，他們深信他們當中一定會產生中國將來的億萬富豪。雖然目前廣東的一些商人依舊很成功，但你絕對看不到像浙商那樣完整、發達的市場建制。這是一個網絡為王的時代。當這個依靠血緣、宗族、同鄉等傳統關系凝結而成的網絡與當地政府形成盤根錯節、千絲萬縷的關系時，則更能釋放出巨大的能量。網絡可以滲透到市場的每一個毛孔，一個信息、一個意念可以迅速地從終端傳遞到總部，乃至四面八方。這也就是前一段時間，全國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嚴陣以待，防範溫州炒樓團“入侵”的原因。溫州“蝗蟲”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有人說狼來了，有人說虛張聲勢，專家、學者争論不休，全國民衆津津樂道。後來，溫州人終於站出來“辟謠”。其實，重要的問題並非是否存在溫州民間炒樓團，而是他們如何能制造出這麼大的聲勢？為什麼他們能搞得大家如驚弓之鳥，談“溫”色變？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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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