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商幫，一個歷史的範疇(2)

　　其次，其大量貿易主要在海面上或港口内完成，與晉商、徽商通過網絡及店鋪不同。再次，這種獨特的貿易形勢以及其天高皇帝遠的地理區位，使他們具有雙重角色——亦商亦盜。生意順利的時候，他們是規矩的商人，而貿易受阻或虧損連連的時候，他們就成了“夜黑殺人，風高放火”的強盜。最後，粵商、浙商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都具有海洋意識或國際意識。隨著中國的兩大商幫——晉商及徽商的失落與消亡，粵商與浙商也完成了其歷史使命。但他們卻未完全消失，而是帶著強烈的國際意識融入到了一個新生命的血脈當中。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五口通商之後，他們（尤其是粵商）首先進入了專司國際貿易的廣州十三行，搞貿易、辦洋務，轉變成了中國近現代意義上的商人。上海開埠之後，因其“襟三江而帶五湖”的特殊區位優勢，浙商與粵商又紛紛進入上海，成為“大上海”現代商人的鼻祖。很多年前我去上海，朋友相約到霞飛路看一些一百多年前大商家的公館。路上我問朋友，一流公館屬於廣東潮汕幫，還是甯波幫？他們說肯定是甯波幫。我說，錯了，最大、最有氣派的公館一定是潮汕人建的，不信打個賭。一路參觀下來，果不其然，最大的公館真的是廣東商人陳氏兄弟發財之後修建起來的。不僅如此，凡是一些規模較大的公館都屬於潮汕幫，幾個小的公館才屬於甯波幫。與此相關的問題是，上海話是怎樣構成的？用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如果說，上海話是一座金字塔，那麼，處於塔尖部分的就是潮州話。現在上海話中的一些俗話、俚語，還可見潮州話的痕迹，比如，形容一個人精明無比時說“潮州人的門檻”。因為處於社會金字塔尖的大買辦、大老闆大都是潮汕人。塔的中部，類似於職業經理人的階層，如襄理、經理等高級夥計則以甯波人為主，故上海話中有甯波方言的色彩。再往下，則是類似於打工階層的安徽人、蘇北人，所以，上海話有蘇北、安徽等地的口音。總之，潮州話、甯波話、蘇北話、安徽話等構成了今天的上海話。直到今天，“阿拉”上海人優越感十足，幾乎把全國人民都當成鄉下人，但卻唯獨不敢小瞧廣東人與甯波人。中篇：現代商幫的複興當今崛起的商幫，其組成背景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商幫已不是社會之末，而是經濟社會的主流。隨著社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今日商幫的發展情況，已成為一個地區經濟能否持續發展、能否被其他地區認同、區域經濟是否強大的決定性因素之一，即商幫扮演的是區域經濟“火車頭”的角色。其次，與昨日的商幫相比，今日的商幫從内涵到外延都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昨日的商幫不過是某一地區商人的聚合體，主要的活動空間是流通領域，而今日的商幫幾乎成了一方經濟的代名詞，涉及的領域已經從流通領域擴散至房地產業、金融業。昔日的商人在今天被稱之為企業家，已經登堂入室，傲然成為社會的主流，備受民衆和媒體的追捧，其中的佼佼者甚至成為政府的高官。今日的商幫已經從“烏鴉”變成了“鳳凰”，主導著區域經濟的走勢，影響著人民群衆的生活水平，甚至社會的價值觀念。第三，今日的商幫，強勁地支撐著特定區域經濟的發展和人文精神的塑造。經濟的成功徹底擺脫了其心靈的枷鎖，也使他們釋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創造精神，而這種逐漸增強的自尊心、自信心、成就感與榮譽感反過來又會促進經濟社會的迅猛發展。今日最生猛的商幫：粵商與浙商晉商與徽商，雖然當地政府、專家及學者們還在津津樂道地探讨著，但是，作為一個強有力的商人群體，他們早已煙消雲散了，只不過在其故土上還保留著一些飽含著傳奇色彩的高樓深院、古宅大房。而今，獨領風騷的是重新崛起的浙商與粵商，尤其是浙商，他們大有攻城略地、席卷八荒、氣吞萬裡之勢。有人歡呼，有人敬佩，有人驚恐。正因為浙商厚積薄發的淩厲攻勢，尤其是最近兩年“長三角”的高歌猛進，消失已久的商幫又激發起了專家、學者、媒體及民衆的濃厚興趣。建國之後的30年，由於計劃經濟占主導地位，沒有真正的流通及產業，也就根本沒有所謂的商幫。改革開放25年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尤其是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新時期的商幫風雲際會，應運而生。如果說，前20年粵商因為天時與地利成為了最有江湖感召力的商幫，那麼，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裡，草根出身的浙江商幫可能會奏響歷史的最強音。憑借改革開放試驗田的先發效應，粵商成為最具感召力的商幫1978～1993年，即從正式改革開放到中國市場經濟體系建立前，幾乎是廣東獨霸外貿的時期。換句話說，這15年“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主要是針對香港人的改革開放。這一時期祖國大陸70%以上的外資是港資，其餘30%才是所謂的國際資本。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促進了香港地區的繁榮，反過來，香港又帶動了與之一衣帶水的祖居之地——廣東。15年的?貿獨占讓廣東完成了原始積累，原始積累又鑄成了廣東經濟革命性的變化，廣東經濟的巨大成功反過來支撐了全國改革開放的雄心和壯志。為什麼當時鄧小平同志要讓廣東先殺開一條血路？為什麼會選擇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第一，歷史上廣東就有開放的傳統，粵商因其處於特殊的區位，很早就有海洋意識、國際意識，因此，廣東人的外向性很強。第二，在地理上廣東與香港一衣帶水、唇齒相依，開放既可以吸收港人的投資，又可以近距離地震撼港人的心靈，為平穩收回香港埋下了重重的伏筆。第三，廣東長期是“化外之地”，即使改革開放的試驗失敗了，國内大局也不會受到大的影響。第四，按照黨一貫的思維和以往的經驗，一般是要先做樣闆，成功了才會加以推廣。為什麼說這15年的改革開放主要是針對香港的改革開放呢？因為在那個特殊的時期，香港地區是祖國與全球尤其是與西方發達國家對接的唯一通道。像打排球一樣，當時全國人民的球都托給廣東這個二傳手，它再轉托給香港地區這個扣球手，香港地區再將球扣向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扣向全世界。這樣，整個中國催肥了香港地區，也催肥了廣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廣東就像一個靠祖上的家產過著養尊處優生活的富家弟子。那時的廣東人賺錢簡直太容易了，連當時的民謠都說“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廣東不知道錢少”。多少熱血青年、仁人志士抛棄工作、檔案，告別妻子、兒女，跑到“珠三角”，以至於一時大地東南傾、孔雀東南飛。那時全國人民對老廣是又愛又恨，既羨慕，又排斥。即便是像中央電視台這樣嚴肅的主流媒體，在小品、相聲中諷刺暴發戶、奸商之時，其諷刺的對象操的往往都是帶廣東味的普通話。粵商一夜暴富春風得意，浙商堅韌不拔艱難創業當廣東的抽油煙機、洗衣機、冰箱、錄音機、電視機、飲料、電子表、遮陽傘、彈簧秤、尼龍襪、柔姿紗、T恤衫等風靡中華大地的時候，當廣東人操著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話昂首挺胸地遊走於中國的大街小巷、亭台樓閣、高樓大廈的時候，當廣東兵團扛著組裝的洋槍洋炮大舉“北伐”的時候，浙江還沒有商幫，因為它沒有廣東的天時和地利，沒有什麼優惠政策，也沒有什麼外商的投資。20世紀80年代的“長三角”，還完全籠罩在計劃經濟的雲霧之中。而這些浙江人，這些農家子弟，這些草根階層，卻在寂寞、孤獨中遊走於中國的大江南北、長城内外甚至天山腳下。男人彈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則擦鞋、修鞋、補鞋。那時的浙江商人，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甘肅等地的人都可憐他們。當這些老少邊窮地區的人們還沉浸在“三畝薄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時候，浙江商人正經歷著地獄之火的磨煉，的確是“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其實，整個中國25年來的發展歷程，就是粵商與浙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進化的歷程。它們以獨特、鮮明的筆觸勾勒出了一幅新時期的“清明上河圖”。粵商與浙商，在本質上都有共同之處：千辛萬苦、絞盡腦汁地完成了原始積累。但因各自所占據的天時、地利不同，其由“蝌蚪”變“青蛙”的進化方式也完全不同：一個是富家子弟；一個是貧家孩子。粵商猶如阿裡巴巴，一不小心打開了強盜藏寶的山洞，而錢來得太容易，蘿蔔快了不洗泥，容易養成一種暴發戶心態。而浙商“創業艱難百戰多”，其財富積累的過程猶如針尖挑土、聚沙成塔，像唐僧取經一樣，歷經了九九八十一難。這種煉獄般的進化，培育出了浙商堅韌不拔、刻苦勤奮、雖九死而猶未悔的執著精神。只要雲開霧散、天時更新、地利變化，這種在苦難中磨煉而出的精神就會釋放出超強的能量。台灣地區著名作家龍應台曾講述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朋友從以色列來，帶給她一蓬枯草，它像已死掉一樣，沒有生氣，很難看。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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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