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生存法則(1)

　　中國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史，可以說，也是中國企業家的孕育生成史。回首這二十年的風起雲湧，我真有《三國演義》中所說的“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的滄桑之感。從改革開放之初占盡天時、地利而崛起的廣東萬寶電器的鄧紹深，到“中國飲料大王”李經緯；從膠東農民企業家中的“蓬萊八仙”，到一度名震中華的大邱莊莊主禹作敏；從“中國民營經濟的領軍人物”中關村四通的萬潤南，到“中國風險投資之父”牟其中；從巨人奇迹的締造者史玉柱，到愛多神話的創造者胡志標，我或同他們打過交道或曾長期近距離地觀察過他們。當他們因種種原因或落敗或退出江湖的時候，社會上無一例外地都是從經營方面總結他們的失敗之因。“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對照與他們同出於沼澤而今終於功德圓滿的少數幸運者，我得出的結論則恰恰相反，他們大多並非輸於經營，而是死於不能適應“生態環境”，不能隨“生態環境”調整並使自己進化，而幸存者則相反。我看不出後者在經營上有多少能超出同輩的“絕活”，但在生存智慧上，他們卻無一例外的都是智者與大師。若論企業生存之道，“功夫”同樣在“詩外”。今天，在中國企業家即將從無章可循的大澤時代進入到有例可依的海洋時代之時，回顧發生在這些企業家身上的一幕幕活劇，翻看一幅幅現代生存學的畫卷，我嘗試著梳理出中國企業家生存智慧的十大法則，抛磚引玉，以期能喚起人們對開發這筆珍貴遺產的重視，若然，將不枉我們所經歷的這個偉大時代。生存法則之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回顧短短二十餘年中國企業家的生存史，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國有企業的風雲人物大多銷聲匿迹，他們或壯志未酬，或抵擋不住59歲的誘惑，或改弦更張；鄉鎮企業的龍頭老大也紛紛變臉；真正存活下來並能成大器的，多半是那些民營企業的弄潮兒。不是因為三者的素質有什麼先天的差別，只是環境不同，生存能力不同，結局也因此不同罷了。究其原因，國有企業的運營者，他們或是政治的衍生物，或是政府部門的經濟官員，或是不知為誰而戰的財產支配者，他們終歸是“圈養動物”，習慣把企業領導這一職位當官來做，而非依市場而行。與之相對應，鄉鎮企業的企業家好比“放養動物”，民營企業的企業家則好比“野生動物”。當大家各自在自己的領域裡覓食之時，倒也相安無事，一旦在同一個平台上角逐，孰優孰劣就很快水落石出了。經濟學家中的“制度學派”，由此找到了論證“制度安排”重要意義的幾乎所有素材。我的表述則是更為中國化的：國有企業是史前恐龍，鄉鎮企業是經濟怪胎，民營企業則是先天不足、後天可畏。這句話是我十二年之前說的。之所以能說準它，不是因為我有先見之明，而是因為我常年混迹於中國市場經濟先行一步的南方這個大澤中，見了太多龍、蛇的緣故。上述現象，社會學家們把它歸結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生存法則之二：商人本位，矢志不移商海無涯，人生無常。最後活下來的企業家，必定是那些真正懂得趨利避害的人。這些人不管來自何方，手段如何，但内心都信奉“以實力論英雄，以財富打天下”的信條，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初衷——追逐利潤最大化。正是這種對利潤的執著與無盡的追求，其潛在的機警、靈敏與狡詐才會被演繹得淋漓盡致。因此，凡成功者，其骨子裡都是地地道道的商人，而那些失敗者，大都有意無意地違背了自己的商人定位。古語雲：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但在中國幾千年重士抑商的等級社會裡，锱铢必較的商人一直為人們所鄙視。盡管明清以來，商人可以用財富來博取主流社會的認同與好感，但他們終歸是別人手中的一顆棋子，即使是像胡雪岩那樣盛極一時的紅頂商人，也難免落得個辛酸的結局。20世紀末葉，盡管其間有幾次的反複，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向已是大勢所趨，伴隨“金錢拜物教”的日盛，社會的聚光燈越來越多地投向了企業家，財富運動滾滾而來。這時，湧現出了一批叱咤風雲的企業家。但是，如果主人公醉翁之意不在酒，忘記了自己應有的商人定位，或過早現了形，最終難免會以悲劇結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是生存智慧的絕佳寫照。知人者，即知曉這是誰人之天下，這是何樣之社會，這是怎樣之環境；自知者，即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是誰，有多少斤兩，即便紅帽加頂，黃袍加身，也要頭腦清醒。殷鑒不遠。我曾經同四通的創始人萬潤南打過交道，那是1988年底，在當時的中關村。在當時的中國民營企業中，恐怕無人能望其項背，“固一世之雄也”。我曾向其請教過對中國市場經濟的看法，其謂“南方的市場經濟是從地裡自然長出來的，北方的市場經濟還得經過掃盲、移植、播種”的宏論令我叫絕。遺憾的是，萬潤南縱有雄才大略，沒在經營上翻車，但他卻一時頭腦發熱，犯了“把水中的月亮當成了真月亮”的政治幼稚病，在非常時期站錯了隊，最後只能流亡海外、銷聲匿迹了。在商不言商，乃商人之大忌！不幸搭錯車的一世之雄牟其中更是典型的例子。這位通過倒飛機而一舉成名天下知的英雄，曾有滿腹的宏圖大略。可悲的是，當這位有著濃厚政治情結的狂想家忘情於腳下的時候，卻早已“夢裡不知身是客”了，因此，其結局也就免不了“人生長恨水長東”。生存法則之三：審時度勢，和平演進深谙生存智慧並巧妙地將之運用到企業中去，最終修成正果、功成身退的人物，莫過於聯想的柳傳志了。柳傳志天生是一個商人，當初他進入中科院，我想這應是社會“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謂學術）”的結果。但是種子總歸要發芽。1984年，當柳傳志從中科院下海的時候，用他自己的話講，叫做“憋得不行”。龍歸大海，誰也不曾想到他這縱身一跳，十幾年後竟跳出一面中國IT行業的旗幟來。聯想可謂是中國企業發展史上的一個極富有研究價值的活標本，但其中的奧妙，西方人搞不懂，聲名遠揚的哈佛大學商學院也搞不懂，他們的興奮點是企業管理、產品分銷等此類的專業話題。而柳則含蓄地將其總結為“屋基理論”。其實，這種看似簡單的“屋基理論”，正是柳的生存智慧之所在。蓋房先要夯牢地基，行船須得熟知水性。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縱觀聯想這些年來走過的路，可謂耐人尋味：其一，聯想所謂的高科技其實是從貿易開始的，創業需要第一桶金，而只有商業資本可以短、平、快地達到這個目的。另外，從高往低走，這也正符合生存的需要，並且路會越走越寬。其二，產權改革。柳所精心設計的由内部分紅權到股權，再到香港上市的產權之道在今天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但在當時卻不能不說是一種極有城府的選擇。出頭的椽子先爛，在早期產權的演變中，任何一道坎出點兒差錯，都會釀成意想不到的後果，而柳傳志卻繞過來了。其三，媒體曾經盛傳一時的“倪光南事件”，表面上看，它是科學家與企業家之間的沖突，但其背後是兩種生存力量的角逐，是活脫脫的一個現代版的“洪楊之争”。想當初，天王洪秀全出於革命鬥争形勢的需要，設計了東王楊秀清代天父傳言之神話，按時下時髦的話來講，不過是為了“整合要素”。不曾想，這個燒炭佬後來竟真把自己當成了可以淩駕於天王之上的天父代言人，以致洪天王最終掌控不住大局，弄得魚死網破，釀成千古悲劇。“道不同不相與謀”，所以，柳倪之争是遲早要發生的，而實力的天平顯然也偏向了柳的一邊。於是，盡管倪光南使盡了手段，但終歸奈何不得早已做大的柳傳志，其出局也就合情合理了。柳傳志歷經艱辛，竟能逃過此劫，比洪天王更技高一籌。其四，柳傳志不無潇灑的平穩交接。今日，當其興之所至地佈道於四方，悠悠然信步於高爾夫球場的時候，俨然已功德圓滿，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柳傳志的生存智慧，妙在一個“忍”字，而這種忍，其實是一種最好的等待，一種對耐力的考驗。說他曲線救國也罷，說他審時度勢也罷，都無非是再一次驗證了中國自古就有的“以柔克剛”、“大智若愚”的大學問。既堅持不斷革命論，又揉之以革命發展階段論，柳傳志駕馭聯想之船“直挂雲帆濟滄海”的成功實踐，完全是一部中國革命史在企業運營中的翻版。就韬略而言，柳傳志是個“懂政治”的企業家。企業尤其是國有大企業更是無處不在比“講政治”。所以，我更喜歡這樣評價柳傳志的發展史：他在地獄裡打了一個滾，在淘到真經之後，又回到了天堂。生存法則之四：深藏不露，與時俱進在生物圈中，動物大多有一種求生的本能，我們稱之為“變色龍現象”。他們身體的顔色可以根據季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可以巧妙地掩護自己，達到求生的目的。究其原因，乃是惡劣的生存環境使然。這一點，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亦深有同感，在時代的變遷中，他們大多戴過各種各樣的紅帽子，直到今天才慢慢地恢複了本來面目。

本文摘自《王志綱社會經濟觀察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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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外的獨立知識分子身份，長年恪守“丙方的立場”，使王志綱具備了既在市場浪潮中與狼共舞，又在紛繁世事中同流而不合污的觀察便利。本書展示了王志綱作為中國最優秀的商業觀察家的深刻、睿智及人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