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中國城鎮化的演進過程

　　一、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化是指由以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具體包括人口職業的轉變、產業結構的轉變、土地及地域空間的變化等。

　　當前不同的學科從不同的角度對之有不同的解釋，就目前來說，學界對城市化的概念分別從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等角度予以了闡述。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城市化就是農村生活方式轉化為城市生活方式的過程。發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種手段，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促進人的技能和素質的提高，提高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水平，使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達到和諧發展。人口學把城市化定義為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的過程。他們所說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區集中或農業人口變為非農業人口的過程”。經濟學上從工業化的角度來定義城市化，即認為城市化就是農村經濟轉化為城市化大生產的過程。在現在看來，城市化是工業化的必然結果。一方面，工業化會加快農業生產的機械化水平，提高農業生產率，同時工業擴張為農村剩餘勞動力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農村的落後不利於城市地區的發展，從而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而加快農村地區工業化大生產，對農村區域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有積極的意義。

　　通過這幾種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對城市化的界定其內涵是大致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由農村向城市轉移、農村地區逐步演變成城市地區、城市人口不斷增長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城市基础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不斷提高，同時城市文化和城市價值觀念成為主體，並不斷向農村擴散。城市化就是生產力進步所引起的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價值觀念轉變的過程。①

　　“城鎮化”一詞其實是中國學者創造的新詞匯。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社會學“城市化”的概念被應用到中國城市規劃中，但與西方不同的是，國土面積遼闊的中國有超過兩萬的中小城鎮，這些地方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達到城市的水平。所以出於區域發展均衡性的考量，學者們選擇用這個頗具中國特色的詞匯——城鎮化，來定位未來中國農村的發展方向。因此，“城鎮化”雖然遠遠比“城市化”有中國特色，但兩者的本質是一致的。與“城市化”的概念一樣，“城鎮化”的概念也是一片百家爭鳴的景象，至今尚無統一的概念。但有一點是被廣泛認可的，那就是“城鎮化”離不開“非農化”。

　　二、城鎮化歷史上的演進過程

　　歷史上的城市從遣詞規律上解釋便一目了然，它是“城”與“市”的組合詞。早在新石器時代，城市的雏形已經初現，只不過由於生產方式的限制，幾千年來建立在手工業和商業基础之上的城市與今天我們所見有所不同。

　　以中國古代歷史中唐朝的都城長安為例，長安當時的人口規模已經超過100萬，俨然一個“國際化大都市”，即便是與1000多年後的城市規模做比較，長安城也算得上一個特大城市。但與如今城市形態不同的是，公元7世紀的長安城是建立在一種以農業生產為主體的社會之上，同時作為唐朝的首府國都，兼具軍事意義。我們來想象一下長安是如何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長安城的百姓原本過著男耕女織、日中為市的小農生活，公元618年李淵在這里建都。可以想象，當時為了保衛李家天下的安定，長安必須囤積大量的兵馬；為了穩定新政權，負責管理國家的官員大量集中到長安。於是，這些軍人、官員和他們家眷成為長安第一批新增人口。第二階段，長安發生了和如今北京一樣的情形，大批人才窩蜂般擁入。李白、杜甫這樣的才子，或到長安城留學，或來展示自己的才華。就這樣，人口大規模凝聚到長安城，就有了城市的本質——人。有了人，手工業開始繁榮，同時以長安城為源頭的絲綢之路，引發了來自全世界的貿易，繼而城的規模越來越大，人們就又可以做更多的事。可見，長安屬於典型的有城而市，由市而城，是二者相輔相成的結果。市是什麼？用今天的話講，市就是產業、市場。一個地方只要能承載更多的產業、市場，就會形成良性的動力，就會推動城市的發展。

　　在中國歷史上，城鎮化的進程很大程度上也會受到政權更叠的影響。中國歷代都城從未免於戰火的摧殘，我們如今若再到鹹陽去找秦皇朝時的遺迹就只能到地下去找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中國的城市框架是不斷擴張的，但其分佈還是隨著政權的變動而變的。比如，正是因為明成祖朱棣將都城北遷至其封地燕京，在這里大興土木，發展經濟，傳播文化，培育新的龍頭城市，這才有了現在我們看到的大城市——北京。包括故宮在內，北京城里保留下的很多建築和風俗文化是明朝傳承至今的。

　　從另一個角度不難看出，近代以前，中國的城鎮化並不是?觀的政治經濟政策，而是受生產方式限制和政權變更影響形成的被動之舉。以農耕為基础的“鄉土中國”是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殊的體系，它神奇地支配著各個階層的中國人生活在社會的各個方面。中國的城鎮化歷史亦無例外地镌刻著濃郁的“鄉土中國”的印記。幾千年“鄉土中國”留下的不單單是制度，更是銘心刻骨的文化傳承習慣。歷史上衆多宰相告老還鄉就是傳承習慣的印證。晚清名臣曾國藩丁憂回到湘鄉之後便給自己晚年準備了一座宅子——富厚堂，準備在那里度過晚年。這些臣子、將領回到農村而不是在城市養老，凸顯了鄉土文化，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城鎮化率不高的根本原因。

　　我們要讨論的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並非隨村鎮聚居而來的城市發展，而是鄉村趨於衰落、城市大批興起的世界性的社會現象，主要還是要看近300年來的發展。

　　從世界範圍來看，歐美城市化發展進程遠遠快於中國，它開始於18世紀工業革命時期。城市最早出現在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的時期，但發展一直緩慢，1800年前後，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只占總人口的3％。後來工業革命爆發，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帶來了城市化和人口向城市的轉移，於是城市人口高速增長。統計數據顯示，1800—1950年，全世界人口總數增加了1.6倍，其中城市人口增加了23倍之多。

　　18世紀在英國發端的工業革命，使西方城市的初始形態有所鬆動，城邦與城堡開始從政治管理中心和軍事防衛堡壘，轉向以工廠生產和貿易交換為主體形態的經濟中心。在第一次產業革命的推動下，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國家相繼啟動了城市化進程。英國則在1851年城市化水平就超過了50%，率先進入成熟的城市化階段。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在美、德、法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興起的第二次產業革命，使得重化工業取代紡織等輕工業成為主導產業。其間，西方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明顯加速，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從1850年的11.4%上升到1950年的52.1%。美國在1780—1840年的60年間，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僅從2.7％上升到8.5％。美國1870年開始工業革命時，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不過20％，而到了1920年，其比例驟然上升到51.4％。到了1950年，不少西方國家成功地實現了高度的城市化，當時的城市化水平英國達到了79%，美國為64.2%，德國為64.7%，加拿大為60.9%，法國為55.2%，瑞典為65.7%。①

　　從全世界看，城市化率1900年為13.6％，1950年為28.2％，1960年為33％，1970年為38.6％，1980年為41.3％，到2008年達到了50%，從鄉土世界走向了城市世界。

　　1850年的中國正站在封建傳統走向潰敗的臨界點上，那時的中國也開始試探著發展工業。鴉片戰爭後，堅船利炮打破了清王朝緊閉的大門，從洋務運動開始，中國也逐漸接受了一部分西方工業革命的成果，但這些都沒能推動城市的規模化發展。當然，中國確實有一批城市因工業革命而起，尤其是港口城市。當年的廣州、上海，後來的寧波、青島、大連，都是各國簽約的通關港口的地方，這些港口城市需要大批勞動力，於是大量人口就在這些城市聚集了起來。就連武漢的城市擴張也是因為張之洞彼時主持創建漢陽鐵廠、漢陽兵工廠和漢陽火藥廠，帶動了武漢的人口增長。

　　但是，由於接連經歷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近代中國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成為一朝傾覆的海市蜃樓。1938年11月13日淩晨，為應對日軍進犯而毀了整座長沙市的那一場文夕大火導致長沙3萬餘人喪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燒毀，經濟損失約達10億元。最早提出“焦土抗戰”的李宗仁主張，“不惜流盡最後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國為焦土，以與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戰。”著名的焦土政策也讓長沙與斯大林格勒（現名為伏爾加格勒）、廣島和長崎一起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壞最嚴重的城市。1949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大概僅為10.64%，也就是只有4000萬人生活在城市，現在所說的中國人三代以上基本都是農民就源於此。

　　三、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城鎮化進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1978年，城鎮化經歷了兩大階段。一是1949—1957年的城鎮化起步階段，當時大約有2000多萬人進城，使中國城鎮化率在1957年達到了15.64%。

　　1949—1978年城鎮化率

　　但隨後城鎮化進入了巨大波折階段，一直到1978年，中國城鎮化率才達到17.92%，可以說是基本停滯階段，其中最高值的1960年反而比1978年高出近2%。新中國成立後近3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約為世界水平的50%，落後一大截。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四個。

　　首先，新中國成立初期就實行了農業反哺幾乎沒有任何經濟效益的國防工業的戰略。中國之所以能在計劃經濟時期造出“兩彈一星”，離不開農村為工業提供的廉價土地、勞動力和農產品。但同時，帶有傾斜性的經濟政策產生了需要把人固定在土地上進行生產的嚴厲的戶籍管理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於1958年1月通過，並以國家主席令形式頒佈，標志著全國城鄉統一戶籍制度的正式形成。該條例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對戶籍管理的宗旨、戶口登記的範圍、主管戶口登記的機關、戶口簿的作用、戶口申報與註銷、戶口遷移及手續、常住人口與暫住登記等方面都作了明確規定。時至今日，戶籍制度依舊對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人”被圈在土地上，農村和城市也就被分隔開來，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由於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遷徙，實際上就遏制了城鎮化率的提高。

　　其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資源的國防工業大多佈局在山區，這些地區並不適宜城市發展。像塔里木盆地深處的羅佈泊核試驗基地，早在幾千年前繁華的樓蘭古國就在這里湮滅，可見那里的生存條件有多艱苦。在本就捉襟見肘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不適合城市發展的地區大量擠占了適宜發展地區的資源，城鎮化進程自然會停步不前。

　　再次，當時出於意識形態的考慮，國內嚴格限制貿易，影響分工。城市人口的規模只能夠根據農村里糧食的商品糧率來確定，有關資料顯示，這段時間裡商品糧率只有15%左右，這和這個階段的城鎮化率基本相符。

　　最後，頻繁的政治運動使得整個國家無暇發展經濟。“文革”時期，“階級鬥爭”早已經成為社會的主題，政治鬥爭極大地破壞了正常經濟秩序，正如鄧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所說，國民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哪里還會有大量產業的發展？沒有了產業的支援，城里就業承載力大幅下降，只好推行幾千萬知識青年下鄉的政策，當然城鎮化無疑是空談。

　　四、改革開放後的1.0版城鎮化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遇上了真正的發展契機，城鎮化步伐擺脫了以往長期徘徊不前的局面，出現了一輪長達30多年的爆炸性增長階段。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達到了52.6%，34年間增長了34.7%，平均每年增長1%以上，實現了5億多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人類歷史從來沒有見過的事實。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城鎮化率大幅提升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改革開放吸引了大量的世界制造業向中國轉移，從而使中國成為了世界的制造業中心，也就是通過承接產業轉移大力發展了工業，工業化的提升直接推動了中國城鎮化率的提升。當然，這種改革開放也表現在制度紅利上，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改革提高了農業產業率，推動了鄉鎮企業的發展，加劇了市場競爭，培養出了多元的市場主體，推動了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從而釋放出更多的活力，增加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當時中國能夠吸引世界產業轉移有三大主要原因。一是世界產業進入到轉移階段，尤其是當時中國先開放的珠三角地區毗鄰港澳，港澳恰進入亟須產業轉移時期，這直接推動了珠三角率先成為制造業基地。二是人為政策導致的城鄉二元結構，給中國儲備了數量驚人、成本低廉的勞動力。改革開放開閘放水時，這種巨大的勞動力紅利就凸顯出來了。三是中國實行了城市土地國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導致土地這一基本要素成本低廉。這三大要素使得中國在承接產業轉移中的優勢非常明顯，吸引了大量的制造業進入中國，從而拉動了中國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到城市。當時出現了富士康這種吸引百萬以上農民工就業的企業，也出現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湧入沿海城市打工的景象。

　　城鎮化之所以能夠推動經濟發展，正是因為工業、服務業的生產力遠遠高過農業，工業、服務業的收入也遠遠高過農業。當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比例大概在3.2∶1，基本符合城市主體產業和農業這一產業生產率的對比。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剛剛打開國門，農民一年的收入只有幾十元，而在工廠上班，採取計件工資，一個月能拿幾百元。這種巨大的收入差，直接推動了農民從農村進入城市，從農業進入到工業，以及以後進入服務業。進城高峰期，四川有2000多萬人，湖南有1000多萬人離開本省去外省打工，這些人大都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和環渤海灣這三大區域。

　　這種工業化推動的人口遷徙，第一拨往往是以男性為主的青壯年勞動力，緊跟著是青壯年婦女，而後出現了拖家帶口進入城市的現象，大量增加了城市人口。而這些農民變成工人後，其收入的增長也推動了消費的增加，這直接推動了中國輕工業的大發展，海爾、長虹等企業就是這波消費潮的受益者。反過來，工業的進一步擴張也進一步拉動農民進入城市，提升了城鎮化率。隨著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帶動城鎮化的發展，服務業也隨之發展，服務業的發展又進一步拉動人口向城里聚焦，如此便形成了一個滾雪球的效應。這種效應推動了中國城鎮化率在這34年間爆炸式增長，最終也使得中國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

　　數據顯示，中國的城市化率1978年是17.9%，2000年達到35%，2012年達到52.6%，全國城市總數由1978年的193個增加到了2012年的658個。相應的，城市人口從1980年的2億人，上升到現在的7億人，新增了近5億。

　　改革開放中這種以速度為主導的城鎮化，我將其定義為1.0版本的城鎮化。

本文摘自《新型城鎮化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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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城鎮化是“新四化”的核心。它既是一個擴大內需的需求侧問題，也是一個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解決經濟增長的供給問題，同時還有投資保底和優化經濟結構的作用。落實好新型城鎮化，對中國更好的實現現代化十分有利。但是，外界對“新型城鎮化”的內涵和城鎮化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不甚了解和疑惑。
　　為此，本書旨在科學、全面、正確地解讀“新型城鎮化”，並對之前城鎮化出現的種種問題提出對症下藥的解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