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個方面破解問題

　　對這輪新型城鎮化可能出現的問題作出預估是有價值的。換言之，對這輪新型城鎮化需要做系列的風險評估，這樣可以推動這輪新型城鎮化更好地前行。但也需要對新型城鎮化抱有辯證的觀點，那就是任何重大戰略都不太可能無風險。也就是說，對風險和機遇要做整體評估，權衡利弊，盡量讓利更多、弊更少。既要看到問題，也不要被問題吓住，關鍵是要能未雨綢缪地應對這些問題。當前要破解這些問題可以從四個方面入手：

　　首先，明確這一輪城鎮化是以人為本，重在制度改革，而不是新一輪的“投資大躍進”和“房地產化”。為此，可以通過嚴格土地指標、提高地方投融資平台融資條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及調整幹部考核機制等辦法，來避免地方借新型城鎮化之名，行投資依賴之實。

　　其次，城鎮化過程中應註重與農業現代化的互相促進作用，並且在將農村打造成新城鎮的同時，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對部分農村進行保留，保護鄉村文化的傳承。對於已經實行了幾十年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需要結合當前形勢進行調整和改革，推動規模農業的發展，讓城市的資金、技術、人才通過規模經營的方式來發展農業，提升農業的現代化水平，從而實現和城鎮化的良性互動。

　　再次，必須大力提高城市的綜合承載力。一方面大力發展新興產業，挖掘新的消費熱點和產業，尤其大力發展服務業，解決農民進城後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應大力發展低碳環保的新技術，大力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走集約、節能、生態的城市發展新路子，提高城市的承載力。

　　最後，要大力推行制度改革。新型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要始終圍繞人來展開，要通過戶籍、土地、財稅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切實提高農民的收入和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通過給予公平機會保證新進城的農民能夠融入城市，從而實現社會穩定。

　　（本文刊發於2013年4月1日的《中國青年報》）

　　“新四化”將是李克強經濟思路總抓手

　　2013年兩會後，為期10年的習李體制正式、全面走向主政前台。李克強必然會是未來10年主管中國經濟的掌門人，主導未來10年中國經濟的發展思路。從當前各種信息綜合來看，以新型城鎮化為最大內需潛力的“新四化”將成為經濟學博士李克強未來主政中國經濟的總抓手，也將是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基本途徑。

　　“新四化”是指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新四化”這詞提出的時間並不長。前些年，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這“三化”在中國提得比較多，各省的發展戰略中大部分以此為主體，信息化也有提，但和“三化”一起提比較少。中共十八大期間，李克強在其所在的山東代表團發言中，對十八大報告進行解讀，重點突出了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四化”同步，被評論員和媒體解讀為“新四化”。爾後，李克強於2013年1月15日到國家糧食局考察調研時強調，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新四化”建設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這在中國官方媒體的報道中，“新四化”還是首次正式提出。

　　李克強之所以要提出“新四化”，並將其上升到實現中國現代化基本路徑的高度來認識和推介，主要來自兩個原因。

　　一方面，“新四化”具有鮮明的Logo（標志）特點，便於對未來發展經濟的思路產生共識。作為一個大國總理，從主政經濟的智慧高度上來說，這能使其未來主政經濟的思路得到更多共識，讓外界更好、更清晰地了解其主政經濟的思路，進而更好地推進其經濟施政。“新四化”這種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基本路徑的提出，簡約明了，讓大家很容易有路徑可循。同時，“新四化”有一個家喻戶曉的詞匯“四化”做對稱，最容易形成全社會對於實現中國夢的共鳴、共進。“四化”這個概念在中國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1964年12月，週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紀內，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1979年12月，鄧小平在與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會談時，把四個現代化量化為“到20世紀末，爭取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均1000美元，實現小康水平”。應該說當年的“四化”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為中國實現現代化而奮鬥。未來要實現更大的“中國夢”，實現更高水平的“四化”，都需要通過“新四化”這一既是發展路徑的抓手，也是精神動力的抓手來實現。

　　另一方面，“新四化”裡面蘊含新理念、新思維、新方式、新結構。這次波及中國140萬平方千米的霧霾天氣，再次給中國之前的經濟發展模式敲響了警鐘：再繼續走之前的老路，中國經濟必定不可持續。如果將改革開放之後的30多年算作經濟發展的1.0版，那麼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需要升級到2.0版，為此必須調結構、轉方式，以發展思路的新思維來支撐。李克強之所以提“新四化”就是要改變以前的發展理念、方式和結構，而其中最核心的是發展理念要從“以物為主”走向“以人為本”。以“新四化”中內有最大內需潛力的城鎮化為例，李克強就反复強調未來中國城鎮化的核心將是“人”的城鎮化。提出這種發展新理念在於之前的中國城鎮化存在“重物不重人”的不足，盡管2011年中國的城鎮化率達到了51.27%，但是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卻只有約35%。2億多生活在城鎮里的農民工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的轉變，尚不能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務，這既造成不公平，也埋下了社會不穩定的隐患。總之，李克強提出“新四化”的“新”就是要用新思維、新結構、新方式來破解之前中國經濟不可持續的問題。

　　當然，要讓“新四化”真正成為推動中國夢實現的基本路徑，還要在兩個方面下很大的功夫。

　　一個方面是要推進“新四化”的融合集成。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之間既相輔相成，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沖突。中國有大量剩餘的農業人口，需要靠工業化來進一步消化；中國的傳統工業要依靠信息化來提高效率；城鎮要合理容納參與工業化的大量農村人口，讓農民工變成市民；農業產出必須從“強調數量，解決溫飽”轉向“強調質量，滿足品位”。這些決定了“新四化”中四者之間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的關係。但是，也必須看到城鎮化過程中可能造成農業人口下降、村鎮空心化等問題，要看到工業化產能過剩可能對城鎮化產業拉動不起來，出現產業泡沫，也要看到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之間可能出現各種的不配套等。這些都需要通過一系列的辦法、路徑來實現四者的融合集成，融合集成得越好，就越容易實現四化同步。

　　另一個方面是必須強化改革對“新四化”的巨大推動作用。當前中國城鎮化是內需的最大潛力，改革又是最大的紅利，兩者結合起來必定是中國經濟很長一段時間內前行的動力。實質上，李克強要推動的新一輪城鎮化，面臨很多關於制度層面的挑戰，如財稅、土地、戶籍等，這些需要通過改革來推進。如果改革能夠得到推進，必定會釋放出巨大的制度紅利，從而進一步突出城鎮化作為中國經濟最大內需的價值。完全可以認為，改革和“新四化”結合得越深，對中國經濟未來的可持續推動力就越強。

　　總之，即將主政中國經濟的李克強在當前中國經濟要從1.0版本走向2.0版本的背景下提出“新四化”，並將其作為總抓手，無疑具有非常積極、務實、可行的價值。但要將“新四化”這實現中國現代化的基本路徑打造好，最終實現中國夢，必將面臨很多的挑戰。能否克服這些挑戰也將成為未來觀察李克強主政中國經濟成績的一個重要觀察點。

　　（本文刊發於2013年2月8日的《聯合早報》）

本文摘自《新型城鎮化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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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城鎮化是“新四化”的核心。它既是一個擴大內需的需求侧問題，也是一個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解決經濟增長的供給問題，同時還有投資保底和優化經濟結構的作用。落實好新型城鎮化，對中國更好的實現現代化十分有利。但是，外界對“新型城鎮化”的內涵和城鎮化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不甚了解和疑惑。
　　為此，本書旨在科學、全面、正確地解讀“新型城鎮化”，並對之前城鎮化出現的種種問題提出對症下藥的解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