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民主

　　民主具有普世價值，是文明國家的基本特徵之一，這在“五四”運動提出要請進“德先生”以來，似乎沒有太多爭議。但也有幾個問題需要加以研究。

　　第一，可否以“威權主義政治”作為通向民主制的過渡。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讨論“新權威主義”時，就有論者以新加坡為例論證在發展中國家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實行威權政治不但無害而且有益。在當時，我也覺得這種看法不無道理。但是根據新加坡近年來的經驗，我認為現在至少可以認定，在知識經濟時代，按照儒家“三綱六紀”、“尊尊親親”等原則實行威權主義政治，由於它會壓抑創新精神，不利於人們創造力的發揮，已經與時代要求不相適應。2000年以來新加坡的李光耀對此有深刻的認識參見李光耀：“An entrepreneurial culture for Singapore”（《新加坡的企業家文明》）。此文為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2002年2月5日的“何日華亞洲領袖公開講座”上的講演。中譯文見“中國民營科技網”http://www?mykj?gov?cn/new_Detail?aspx?newsld=2963。，我們應當加以註意。

　　第二，以何種方式爭取民主。在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先進人們的政治理念深受盧梭式的理想主義和激進觀念的影響，鄙薄經驗主義的點滴改良。他們沒有意識到激進的理想主義的革命力量在掌握實際權力後很容易蛻變為少數人的專制。正像《大國崛起》告訴我們的，英國人從17世紀40年代革命後國會軍將領克倫威爾以暴易暴、實行軍事獨裁中汲取了教訓，摈棄暴力革命的方式，選擇用和平的漸進改革推進社會進步。在中國，只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巨大社會災禍，像顧準這樣的傑出思想家才敏銳地意識到，設定了某種終極目的的理想主義很容易由於其領袖人物自認為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專制和殺戮來實現這一終極目的而蛻變為專制主義。在認識到這一點以後，顧準大義凜然地宣稱：“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當今天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彻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顧準（1973—1974）：《漫談民主》、《民主與“終極目的”》、《哲學雜談》，見《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顧準文稿》，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397、453—454頁。

　　第三，在確定實行民主政治的條件下，還需要進一步追問，實行什麼樣的民主制度才有利於社會的和諧穩定和民主的真正實現。從世界各國的歷史看，民主政治制度大體上有兩種類型：一類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雅各賓專政時期（1792—1794年）實行的“激進的人民民主”或“直接民主”體制；另一類則是英國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逐漸建立起來的憲政民主制度。前一種體制由於對最高權力缺乏制約，往往使作為社會主人的“人民”徒具虛名，淪為少數具有個人魅力的領袖（charisma）專政的犧牲品。雅各賓專政後法國陷於社會動亂之中將近一個世紀。當它在19世紀70年代重新建立憲政秩序時，英國已經開始了第二次產業革命，其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都遙遙領先於法國。後一種體制不承認任何至高無上、不受約束的權力，而是用一整套制衡機制保證公共權力不會被濫用和確保個人自由和憲法權利不受侵犯。

　　繼顧準之後，我國有一大批學者對盧梭理論的演變以及雅各賓“激進的人民民主”和“直接民主”為何必然演變為“多數人的暴虐”和“領袖專制”作出了深入的批判性分析參見王元化：《公欲與私欲之間的沖突怎麼調和？——研究〈社會契約論〉筆記和對中國歷史的反思》，載上海《社會科學報》2003年3月6日；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版。。在以史為鑒、尋求富強之道的時候，這些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研究成果，都必須納入我們的視野之中。

本文摘自《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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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勢咄咄逼人。本書收錄了世紀之交以來作者的五十餘篇文章，這些文章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了當前社會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呼籲切實推進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對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捍衛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與正在嚴肅思考中國的前途與未來的人們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