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5 因為“阿爾打電話來了”

　　德韋恩·安德烈亞斯（Dwayne Andreas）才華橫溢但個頭不高。所以，那天當我擡起頭看到他略顯笨拙地拖著一大摞有兩英尺高的書刊報告走進我的辦公室時，我就知道，肯定出什麼事了。那是1994年，我當時還在美國阿彻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Archer-Daniels-Midland，ADM，中文簡稱阿丹米公司）工作。阿丹米公司擁有數十億美元的資產，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大豆加工企業。而德韋恩是這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他一般不會自己親自送書刊信件，而那天他把一大摞書堆在我桌上，大聲說：“豪伊，阿爾打電話來了，我們要幫他擺脫麻煩，讓股份公司的那些家伙接受生物多樣性這件事，要快！”

　　我已經在阿丹米公司工作兩年了，是董事會的成員。我肩上的擔子不少，既要開拓中美洲的市場，擔任阿丹米公司的官方發言人，還要負責關註公共政策。我的辦公室緊挨著德韋恩的侄子——阿丹米公司的高級副總裁馬蒂·安德烈亞斯（Marty Andreas）的辦公室。德韋恩告訴我他想要我通讀這些材料，然後寫一篇專欄文章，爭取在下週之前把它刊登在某個主流報刊上，隨後轉身就走。我知道馬蒂一定聽到了德韋恩剛剛和我說的話，於是我走到隔壁，問馬蒂：“誰是阿爾啊？”

　　馬蒂微微一笑，“美國的副總統——阿爾·戈爾。”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正好與第一屆地球高峰會議時隔20年。那次大會在里約熱內盧召開，主題是氣候變化、發展與生物多樣性。1992年，戈爾當時還是參議員，他在峰會上倡導生物多樣性並警告氣候變化的危險。兩年之後，他成了美國的副總統，但仍然受到來自大企業各部門的阻撓。那時，美國參議院剛剛否決通過《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特別是代表畜牧業遊說議員的團體最為反對美國政府加入此公約，而里約熱內盧會議期間及之後，已有168個國家簽署了這一公約。戈爾給德韋恩打了電話，他堅信阿丹米公司以及所有的農業企業都應該支援保護生態系統。德韋恩擁有一種從紛亂局勢中審時度勢找出問題關鍵的天賦，並且以在政界友人衆多而著稱。他知道如何維系這些朋友。

　　現在我回過頭來想，那一堆摞在我桌上的文件改變了我的一生。從事農業是我自己身體力行去應對糧食問題的方式，攝影是我的感情應對方式。但是這個專案卻為我提供了一個知識框架，讓我更好地理解和應對全球糧食安全問題。從那時起，我開始看到問題的全貌，了解到環境保護和農業問題彼此交織、相互聯繫，而這是我之前從來沒有意識到的。說實話，如今的絕大多數人都還沒有意識到這些聯繫。

　　在阿丹米公司的日子

　　1982年，德文和我已經從加利福尼亞搬回奧馬哈了。我開始自食其力，靠耕作和在埃塞克斯公司（Essex Corporation）工作來謀生。埃塞克斯是奧馬哈市的一家多元化建築公司。我熱愛耕作，享受在埃塞克斯的工作，但我還是略感不滿足，老惦記著祖父的事業。

　　我的祖父，霍華德·H·巴菲特於1943~1949年擔任內佈拉斯加州的國會議員，其後又在1951~1953年再度當選。他的家庭從事雜貨生意，在投身政界之前，他就開始經營自己的股票經紀事業。他是一位彻底的共和黨人，堅信民主至上的價值觀，認為民主值得美國公民去珍惜和保護。然而讓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父親沃倫不僅是成功的資本家，也是位民主黨人。我的父母最初都不是民主黨人，但在後來的民權運動中轉向支援民主黨。我完全贊成公民權利，這點和我父母如出一轍，但在政治上卻與我的祖父站在一邊，因為我喜歡一個有智慧、精簡而又仁慈的政府。無為而治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吸引著我。

　　我對政治總是很感興趣。1988年的一天，我在看《奧馬哈世界先驅報》（Omaha World Herald）的時候讀到，道格拉斯縣委員會10年來首次有兩個職位面向社會公開競選，而且不允許現任者參與競選。我給德文打電話告訴她我想去競選。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縣委員會？”她問我。我不知道。

　　我給母親打電話，讓她幫我出出主意。縣委員會議員所代表的選民數量很多，不比地方國會選區少多少，“你應該先去競選教育委員會，”她說，“一步一步來，慢慢進入縣委員會。”

　　雖然這個建議合情合理，但我還是覺得當選的概率不小，因為有兩個空缺的席位。這個機會可遇不可求，下一次就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了。所以，我去問我的父親：“如果一個人競選失敗了，人們會看輕他嗎？”

　　“絕對不會。”他答道。

　　如果他說會，我可能就不會去競選了。父親的回答開啟了我的政治生涯。

　　我對競選流程不是太了解。帶著幾分擔憂，我參加了競選。我喜歡和人打交道，而且天性樂觀、坦率直白，這點貌似也很吸引選民們。一天晚上，我本應去參加一個在奧馬哈市為候選人舉辦的冰激淩之夜的社交晚會。這個活動是由一個大多數為民主黨派人士的團體舉辦的。我跟父親商量要不要費神去參加這個活動。我永遠不會忘記父親困惑不解地看著我說：“豪伊，只要你不做什麼傻事，他們就會覺得你很優秀。”看著如今上演的一出出滑稽戲，有的甚至在國家層面上，我真的希望更多的候選人能採納他的建議。

　　在任何時候，競選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我經常帶著孩子們去競選。有一次，我帶著5歲的HWB站在一個教堂的前面發傳單，一位老人走過來說：“霍華德！能看到你再次來競選真是太好了！”HWB疑惑不解，問我是怎麼回事。我小聲對他說一會兒再解釋。隨後笑著感謝那位紳士的支援。後來我對HWB解釋說，我猜是40年前那位紳士曾為我的祖父投過票。當他看到“霍華德·巴菲特”的名字又在競選者之列時，估計他把我誤認成祖父了。

　　父親對我的競選很支援，但是支援的程度卻很難拿捏。如果他完全不支援吧，看上去會很奇怪。但如果給我太多的競選資金，又顯得不太恰當。最後，他決定，我每拉到10美元贊助他就會給我1美元的支援。當人們向他問起我的競選時，他就會打趣說道，豪伊每次簽“巴菲特”這個名字的時候都應該用小寫，因為他沒什麼資金。

　　要想贏得競選的勝利，我必須全力以赴。雖然這次競選沒有在任者參加，但是我們四位競選者中的三位都身世顯赫，除我之外，一位是美國參議院議員詹姆斯·埃克森（James Exon）的兒子，另一位是深受歡迎的已故奧馬哈市市長伯納德·西蒙（Bernard Simon）的兒子，西蒙是在職的時候去世的。我們的女性競爭者，林恩·巴伯（Lynn Baber）想出了一句很聪明的口號：“我不是大人物的兒子。”

　　選舉之夜如期而至，我坐立不安。在我們家族中流傳著一個笑話，說的是我祖父在國會選舉的那晚，還沒等到選票結果公佈，就去睡覺了。第二天早晨，一位記者打來電話，讓祖父說一句可以見報的話。他答道：“我堅信查爾斯·F·麥克勞克林（Charles F McLaughlin）在未來兩年會為內佈拉斯加州的人民很好地服務。”記者一頭霧水地說：“可是您當選了啊！”如果你是個旁觀者，自然會覺得這個笑話好笑，但是作為競選者，你坐在電視機前，感覺民意似乎偏向另一個黨派，只能幹著急。

　　父親和我一起熬夜看選舉結果。大概淩晨1點的時候，我們都熬不下去了，就去睡覺了。形勢對我來說還是比較有利的，但是在官方公佈選票結果之前，我是不會宣佈勝利的。最後我果真當選了。我很享受我擔任行政委員的時光，感到我們的確是做了一些好事。沒多久，州長凱·奧爾（Kay Orr）任命我為內佈拉斯加州酒精委員會（Nebraska Ethanol Board）委員，這份差事我也覺得很有意思。

　　1992年時，我4年的任期即將結束，新的人生篇章即將展開，而這個新篇章也跟務農沒有多大的關係。

　　宏偉的商業願景

　　多虧了我有酒精這個行業的相關經歷，1991年時，我加入了阿丹米公司的董事會，而它們公司的產品之一就是酒精。加入這個公司的機緣是德韋恩·安德烈亞斯想讓我加入他們公司，然後競選內佈拉斯加州州長。競選州長很誘人，但是我意識到，我更喜歡由別人來掌管這些國家大事。我不想當個全職的政客，也不願意放棄我跟家人一起相處、務農或是花在其他興趣上的時間。

　　不過，就在我拒絕那個機會不到一個星期時，阿丹米公司回頭找到我，並開出了一個誘人的條件，即讓我成為阿丹米公司的主管，從公司內部學習大型綜合農業公司的經營管理。前提是我要搬到阿丹米公司的所在地——伊利諾伊州的迪凱特市。一開始，我覺得這完全不可行。但是他們不斷說服我，而我也意識到在迪凱特市週邊有著大量的農田。德文和我都覺得這可能成為一次激動人心的冒險。而且，阿丹米公司準備支付給我更高的薪水，這下子我們就能夠買一棟更大的房子，給孩子們更多的空間。所以在1992年，我們搬到了伊利諾伊州。

　　我在阿丹米公司工作了三年半，這對我們日後的生活產生了一些重要影響。我愛奧馬哈，但是在迪凱特，我們能過上低調的輕鬆生活。除此之外，馬蒂·安德烈亞斯也是一個業餘的攝影愛好者，我們趣味相投，彼此激勵。我們會一起探讨照相機的鏡頭和攝影技巧，出差時也會一起帶著我們的照相機。我還積極參與了公司在中美洲組織的企業收購活動，並在墨西哥交到了一些終生的摯友。另外，我還經常接觸到一些公司外部的人，他們想要說服阿丹米公司支援其政策或是其他非商業活動。漸漸地，我對國內外政治、市場和監管的複雜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聽了德韋恩的話，學習了生物多樣性的知識。如今，更多的人了解了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但是絕大多數的人當時對此知之甚少。在那時，媒體有關生物多樣性的論證都是通過藥物的角度去闡釋的，因為大部分醫學藥物最初都是從世界各地的植物中提取的。雖然“下一種將要滅絕的植物可能就是治愈某種癌症的良藥”這個想法確實令人信服，但是我開始意識到，生物多樣性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遠比這重要。

　　當一種重要作物到處瘋長，或是在一種新病毒面前不堪一擊時，農業科學家們總是對該作物進行雜交，或用同個物種的另一個品種來替代它，以消除威脅。以19世紀的法國為例，一種叫作木虱的葡萄根蟲讓葡萄種植戶們很是頭疼。解決方法就是從美國引進一種對木虱有抵抗力的“砧木”，並把一些葡萄品種，諸如霞多麗或者卡勃耐嫁接到砧木之上。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當業已存在的某種植物遭受到來自南部的葉枯病菌的威脅時，玉米品種的多樣性說明它們渡過了難關。

　　但是，對我來說，生物多樣性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那就是土地的使用。作為一個農民，我知道種田絕不是想在哪里種什麼就種什麼。我在探究這個主題之前，從來沒有想過這種聯繫，那就是如果不在諸如美國等擁有肥沃土壤、良好灌溉條件的地區使作物產量最大化，則會威脅到那些生態系統脆弱的地區。

　　雨林和其他生態系統是成千上萬的物種的家園，而且這些物種對地球、空氣、水以及土壤的全面健康至關重要。它們相互協調配合，確保各層次物種的生存，使得生物多樣性成為可能。雨林隔離了大量的碳。非洲的稀樹大草原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幹旱狀態，不適合發展農業。但是這里卻適合動物的遷徙，重要的物種能夠在此安家，並生存繁衍下去。那時候，我開始研究全球森林的情況，結果讓我幡然醒悟。在1993年這一年，我發現在美國有將近5 000萬英畝的優質耕地閑置，而印度尼西亞卻不得不毀林開荒，將150萬英畝的熱帶雨林變成大豆種植地；厄瓜多爾以每年2%的速度毀林開荒；亞馬孫雨林的很多地區已被燒毀，只為給牧牛場騰出地方。

　　人們對熱帶雨林存在一個誤解，以為它們生長於肥沃的土壤。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這些地區是從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中進化而來的，其土壤缺乏營養。但營養儲存在植物本身之中，如果我們能夠讓它們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生長，不橫加干涉，那麼不論是對這個地區還是這里的物種而言，都是再好不過的了。相反，刀耕火種的農業只能帶來短短幾年的糧產，而且因為土地養分枯竭，幾乎會導致顆粒無收。此外，因為失去了樹木和其他植被的保護，剩餘的土壤更容易受到侵蝕，進而導致泥石流、泥沙沉積和水污染。

　　2012年，我去了薩爾瓦多共和國。我們沿西海岸飛行，去參觀一個農業專案。這個國家曾經擁有郁郁葱葱的雨林植被，但是據估計，自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為了發展農業和其他產業，85%的雨林被毀。在一些地區，農夫已經開墾了所有陡坡上的土地。他們在自己的腰間拴上繩子，再把繩子的另一頭捆綁在大樹上，這樣他們就不會滾下山坡，可以安心地播種，收割。不幸的是，因為他們沒有使用覆蓋作物來保持水土，再加上頻繁的雨水沖刷，大量的泥土從斜坡滑下，流進河流中，混沌的河水看起來就像巧克力牛奶一般。當我們從上空飛過時，看到就在河流註入太平洋的地方，形成了幾片巨大的蘑菇狀的黑色區域。而且對這些農夫來說，生產率在不斷下降。每一天，海洋都在侵蝕大量的耕作層土壤，而這些耕作層在農夫們的有生之年是不可恢復的。

　　“無所畏懼？”

　　另一方面，美國的耕地特別適合種植谷物，而且不會對大環境造成嚴重的影響。我們有得天獨厚的氣候、地理條件以及先進的技術，這使得我們的農業產量能夠以一種可持續的方式急劇增加。但是在我看來，美國農民長期忽視土壤健康這個問題。我們其實知道如何保護土壤並提高產量，這才是我們必須要做的。在研究生物多樣性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強烈的對比，那便是：美國政府花費數億美元使肥沃的農田閑置下來，以達到穩定物價的目的；而發展中國家則要為農民提供補貼，以讓他們在脆弱的土地上加強生產。

　　另一個歷史事件加劇了這個問題。1980年，吉米·卡特對蘇聯實行糧食禁運，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使得我們無意之中對雨林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巴西、阿根廷以及其他國家原本並沒有將谷物大量向世界市場出口的能力，但是當卡特決定對蘇聯入侵阿富汗進行制裁時，一個大好機會呈現在這些國家面前。它們迫不及待地增加糧食產量，把糧食銷往世界市場，並且開始快速毀林開荒。與此同時，雖然美國的農田肥沃、健康、多產，我們卻將其過剩的糧食產能擱置一旁，把自己從世界市場中抽離了出來。

　　我開始接觸農業的其他部門，諸如食品加工部門、農業協會和提供各種農業產品的公司，並與它們進行讨論。它們不願意卷入公開的辯論中來，更樂意保持中立。對它們來說，美國農場主通過在肥沃的土壤上進行合理耕種，不破壞環境，並提高產量和市場占有率，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脆弱的生態系統能被保護起來，那就再好不過了。

　　1994年9月，我寫了一篇名為《生物多樣性並不可怕》的專欄文章，有幸刊登在《華盛頓郵報》上。在其中，我這樣寫道：“我們一時犯蠢，沒有簽署那份公約，使得我們失去和世界各國領導一道商讨重要議題的一席之地。如果人類想要讓世界的糧食供給與人口增長相協調，我們的工作重心也要發生轉移，即增加肥沃且管理良好的農田的產量，減少對脆弱農田的使用。”接著，我詳細地講述了外來植物對美國農業健康所做出的各種貢獻。“雖然僅僅20種作物便可構成世界日常飲食的90%，但保持多樣性仍舊必不可少。”這便是我的基本論點。

　　德韋恩很喜歡那篇文章。不久後?他來到我的辦公室，跟我說：“美國參議院委員會想要你去闡明生物多樣性的議題。”我回答道：“這不是明智的決策。我又不是這些領域的技術專家，他們一定會對我的觀點挑各種毛病，把我驳得一塌糊塗。我還是寫一份書面聲明吧。”最終他們還是採納了我的建議。雷·戈德堡（Ray Goldberg）是一名哈佛大學的農業專家，當時也是阿丹米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之一。他看了我的聲明，打電話對我說道：“每兩年我便會出版一本書。這次，我希望能夠將你的這篇聲明發表在我的書中。”於是我重新投入研究之中，將那份聲明改寫成一份成熟的白皮書，題為“生物多樣性與高產出農業的關係”。

　　這份白皮書的主旨雖簡單，卻是我不斷強調提高美國農民的生產率是更加全面、持續地應對全球饑餓問題關鍵的核心所在。這並不是因為美國要用我們自己生產的糧食去喂飽世界上每一個餓肚子的人（我稍後會解釋，在糧食沒有保障的地區，糧食援助策略應轉變為加大購買當地產糧的力度）。美國高效、高產的農業不僅已經拯救了成千上萬英畝的動植物家園，說明穩定了糧食價格，還儲備了足夠的糧食，在必要的時候為那些只能接受糧食援助的國家提供說明。按照中國、印度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增長速度，它們的糧食需求也會跟著激增。我們在增加產量，說明供應這些市場的同時，也減輕了其他生態系統脆弱地區的生產壓力。同時，我們還將寶貴的糧食剩餘儲備了下來，以備不時只需。

　　阿丹米公司是我第一個卻不是最後一個工作過的大型全球公司。我還曾是康尼格拉公司（ConAgra）、林賽公司以及可口可樂公司（Coca-Cola Enterprises，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口可樂瓶裝公司）的董事會成員。之後，又加入了可口可樂母公司的董事會。而且自1993年開始，我也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公司的議程常常將農業研究聚焦在大規模的生產上，我們也確實需要這方面的研究，這點我稍後會詳述。但是，當我看到一些對務農一無所知的經濟學家或政治學者寫的關於農業的文章，聽到積極分子和環境保護主義者將所有大型公司當作貪婪的龐然怪物，認為它們一定是在管制下才變得溫馴，接受指令後才會提供援助，我總會覺得滿腹委屈。我認為在每一個行業都有聪明、開明的人，他們致力於如何撫平人類的創傷，如何滿足人們的關鍵需求，以及如何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

　　就同我們的全球生態系統一樣，糧食經濟同樣受惠於多樣性。世界各地的農場經營條件、市場、當地人的品位和需求都各不相同。我們需要餐桌上的每一個人同心協力，共抗饑餓。

本文摘自《巴菲特家族的人生投資法》

　　在《40次機遇》中，霍華德不僅回顧了童年時代父親的人生信條對自己的影響和不為人知的家族往事，還講述了自己在幾十年中如何進行人生投資，創造出40次機遇，建立起自己的農業帝國；以及如何通過自己的努力，解決世界糧食問題和環境問題，反思現存慈善模式的缺陷，尋找切實可行的方案，說明貧困的人們找到生存的希望。同時，霍華德還作為一名出色的職業攝影師，跑遍世界各地拍攝濒危物種，如實記錄了在生死邊緣掙紮的亞非拉欠發達地區人們的生存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