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頭紮進制造業

　　近年來，企業界出現了一種企業DNA的理論。DNA是所有生物遺傳的物質基础。生物體親子間的相似性和繼承性，也就是所謂的遺傳信息都貯存在DNA分子中。企業的“DNA”是一個企業區別於另一個企業的本質，是企業在變化的市場中基本不變的核心。當然，DNA是與生俱來的，在公司最初的行動中表現出來，並影響到以後的行動。

　　因此，我們可以通過分析郭台銘創業初期的軌迹，來理清富士康後來走向成功的那些最基本的因素。

　　其實，郭台銘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和道路。創業之前，郭台銘以中國海事專科學校航運管理科畢業的背景，進入當時臺灣前三強的船務公司复興航運，在當時有“臺灣華爾街”之稱的館前路上班，擔任排期及押匯工作，每天穿衬衫打領帶，也就是今天的“白領”。當時正趕上美國對臺灣的紡織品實行配額管理，下一年的配額要由前一年的輸出量來決定，而輸出的額度就要看船期的安排，船期越多，意味著明年的生意更大。因此，當時的航運公司掌握著許多紡織公司的命脈。郭台銘的工作就是負責船期的規劃，是一個很吃香的差使，幾乎每天中午都有人請他吃飯。

　　但郭台銘沒有流連於這種風光的生活中，而是選擇了自己創業。按理說，有了在航運公司一年的經驗，郭台銘應該深知海外貿易一轉手就可以賺錢的奧妙，即使是去創業，也應該進入自己熟悉的外貿行業。但是，郭台銘看到的是貿易背後的東西：幾乎所有的貿易產品，不是工業品，就是農產品。生產才是根本，才能帶動服務業。因此，他決心去開工廠。

　　即使是開公司，也會有各種各樣的誘惑，也不一定非要進入制造業。這種誘惑就曾出現在郭台銘的面前。

　　1977年，鴻海的資本額增加到50萬元人民幣，他準備投資模具機器，蓋一間屬於自己的模具廠。

　　這50萬元來得相當不容易。創業初期，每月出貨的塑料成品加工值約1萬元，全年營業額12.5萬元，當時的15名員工就擠在租來的83平方米的廠房里工作，就像現在深圳出租屋里的那些遍地都是的小家庭作坊，並且還是最差的。特別是經歷了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機，原料價格大幅度上揚，景氣下降，經營困難，公司處於嚴重的不穩定之中。

　　這時候，有一個機會降臨了。

　　正當郭台銘籌集資金建模具廠的時候，一個土地掮客找上門來，向他兜售一塊地。那是一塊在土城永福宮後面的土地，1平方米才賣290元人民幣。那是20世紀70年代末期，臺灣土地開始進入狂飆的年代。如果抓住這次機遇，郭台銘就有可能進入房地產業了。

　　另外，當時制造業開始起飛，原料也很短缺，有的工廠老闆幹脆拿錢買原料，囤積起來牟利。

　　這時郭台銘開始猶豫，到底要把這第一筆錢拿去蓋模具廠、買土地，還是買原料來囤積？如果從賺錢快和多的角度去想，買土地和屯積原料，都好過蓋模具廠。

　　“當我以一個工業經營者的心態做出決定時，就開始看得比較長遠，想把公司的基础打好。”郭台銘作為經營者的心態和理念，直接決定了企業的成長模式。

　　郭台銘最後還是決定把第一筆資金用來打造自己的塑料模具廠。然而，不到半年時間，永福宮後面的那塊地漲了三倍，而原料價格也大幅上揚。“我的塑料模具廠才剛剛開始建立，設備是新的，工作人員也是新的，我還記得有一次機器裝不起來，大家都相對無言。”郭台銘說。

　　有人可能說，郭台銘完全應該先抓住買土地的機遇，大賺一把，然後再回來建工廠。

　　其實，制造業的人都清楚，如果當時郭台銘一猶豫，去買了土地，就再也不可能回到制造業來了，也就不會有今天的富士康了。

　　對此郭台銘認為，當一個創業者做出重大投資決定後，就不要去理會土地市場、股票市場、外匯市場的變化，如果沒有一股埋頭向前的沖勁，必會產生心理不平衡的現象。“一個企業的創業者，一定要具備不受外界干擾的傻勁。”

　　在郭台銘眼中，外在環境讓許多人的價值觀產生混淆，無法分辨是非。當時有相當多工廠不肯專注於追求本身的專業技術和產業領域的提升，反而從事炒地皮和股票買賣等投機行為，或許這樣賺錢比較快，也比較輕鬆。反觀投入工業所要花費的精神和心力，要比玩金錢遊戲辛苦數倍，甚至數十倍，而且這樣的投入和產出回報還未必成比例。

　　制造業是工業的根本，是基础。但要想在制造業里紮根，必須耐得住寂寞，經得住誘惑。富士康在前10年打拼得非常艱苦，如果沒有這種紮根精神，是堅持不下去的。

本文摘自《郭台銘與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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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與華為同年誕生，對街而立，銷售收入是華為的6倍。
它做電腦，銷售收入是聯想的3倍。
它就是富士康科技集團。
在臺灣，它又叫鴻海。
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本系統披露富士康經營秘籍的著述。本書揭開了關於富士康的種種迷團，讀者當可見微知著，一窺全球500強企業的成長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