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李鵬總理出席安理會首腦會議、達沃斯論壇年會並訪問西歐(1)

  1992年1月27日至2月7日,李鵬總理出席了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並訪問西歐。這是1989年後我國為打破西方制裁而採取的一項重要的外交行動。這次行動是在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進行的,李鵬總理的這次出訪將雙邊外交和多邊外交、經濟外交和政治外交、官方外交和民間外交結合在一起,內容豐富,對拓展我國外交局面、擴大對外開放、推進我國同外部世界的合作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本案例將著重研究此行是如何把雙邊外交與多邊外交、政治外交和經濟外交、官方外交和民間外交巧妙結合在一起的。

  一、背景

  (一)中國需要進一步打破西方制裁

  1989年6月,中國發生“政治風波”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我們對此採取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經過兩年多的努力,中國正在逐步突破西方的制裁。1991年8月10日至13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樹,1991年9月2日至4日英國首相梅傑,1991年9月15日至21日意大利總理安德雷奧蒂相繼訪華。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看,此時中西高層交往仍然處在“有來無往”的狀態。

  (二)中國國內改革需要外交的支援

  1992年中國國內改革處在一個關鍵時期,世界關註中國向何處去,國內改革的深入需要外交突破的支援。

  “政治風波”以後,中國國內“左”的思想有所擡頭,一些人對“經濟特區”、“合資企業”,甚至改革開放的政策都提出了不同看法。“政治風波”以後,1989年至1991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慢1989年全年國民生產總值15 677億元,比上年增長3.9%;國民收入13 000億元,比上年增長3.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關於198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1990年2月20日。)1990年全年國民生產總值17 400億元,比上年增長5%;國民收入14 300億元,比上年增長4.8%。(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關於199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計公報》,1991年2月22日。),遠低於 “七五”時期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7.8%、國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長7.5%的水平。引進外資的數量、質量,對外交流的情況都不容樂觀1989年全年新簽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金額56億美元,僅比上年增長5.6%;外商實際投資33億美元,僅增長4.1%。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完成營業額13.8億美元,比上年下降3.5%;新簽合同額18.5億美元,下降14.7%。,國際旅遊業接待人數和旅遊外匯收入下降1989年來自169個國家和地區旅遊、參觀、訪問以及從事各項活動的入境人數2450萬人次,比上年下降22.7%;旅遊外匯收入18.1億美元,下降19.6%。。國家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需要在深入改革、擴大開放中得到解決。

  (三)美國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構想

  1992年初,東歐發生劇變,蘇聯也已經解體,世界進入了一個兩極格局結束、走向新格局的過渡時期。1991年1月29日,佈什在國情咨文中正式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構想,並宣稱美國將承擔起這項任務的領導職責。1991年海灣戰爭勝利後,美國全球戰略的思路進一步明朗, 1991年8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核心內容就是“世界新秩序”的構想及其如何建立起一個“世界新秩序”。1991年9月,佈什先後在聯合國大會和全國電視講話中進一步闡述了新秩序的含義與內容,其核心就是要建立美國領導下的單極世界。

  (四)1992年中國外交出現了機遇

  1.1992年初,在英國的倡議下,聯合國安理會將於1月31日舉行首腦會議,讨論如何鞏固和加強聯合國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及作用。

  2.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克勞斯R26;施瓦佈先生邀請國務院總理李鵬出席世界經濟論壇1992年年會開幕式並發表演說,介紹中國經濟形勢和成就。

  3.1991年9月,意大利總理安德雷奧蒂訪華時曾向李鵬總理發出邀請,希望他在方便的時候回訪意大利。

本文摘自《錢其琛作序推薦》


1992年李鵬總理出席安理會首腦會議、達沃斯論壇年會並訪問西歐(1)   世界發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變化,我們的時代已經從戰爭與革命的時代進入了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里,外交的作用上升,事實上中國的外交已經迎來了一個黃金時期。吳建民同志這本《外交案例》用作教材我認為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