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火燒圓明園(1)

　　《南京條約》及其附約很快就擺到了其他國家政府的案頭，各國商務、外交官員對此中條款展開了深入細致的研讀，以窺其堂奧。不久，它們就從中發現了訛詐東方古老民族的妙法。

　　新大陸上的美國，此時已經從獨立初期的困境中走了出來，進入了大陸擴張的高潮期，這個最初只有十三州的聯邦如今一躍而成為統攝二十六州的大國。呼吸著自由清新空氣的美國人，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渴望。《南京條約》訂立的次年，美國第十任總統約翰·泰勒向中國派遣專使的提案得到國會批準，國會為專使的中國之行拨巨款四萬美元。1844年2 月，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顧盛以美國總統全權代表的身份，率領軍艦3艘，來到澳門。馬薩諸塞州居住著很多迫切期望在對外貿易中謀求巨額利潤的富商，挑選出身該州的參議員出任專使，美國人的意圖不言而喻。甫抵澳門，顧盛即同兩廣總督程採交涉，要求到北京向皇帝呈遞國書，跟中國訂立“永遠和好條約”。要求被拒絕，就用炮艦相威脅。驚魂方定的皇帝陛下慌忙派伶俐能幹的耆英赴廣東與美國專使談判。7月3日，《中美五口貿易章程》在澳門附近的望廈小村簽訂。這個被清帝國政府稱為《望廈條約》、被美國政府稱為《顧盛條約》的章程，除獲得了英國在《南京條約》及其附約中的一切特權外，還為美國人增設了更多的重要權利：範圍進一步擴大的治外法權，通商口岸的關稅權，以及在此建立教堂、醫院的權利。條約最後一款還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12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為日後再行勒索預埋了伏筆。中國長期的夜郎自大使得帝國既無外交意識，更無管理人才，在從來沒有正眼看待過的“夷人”面前，屢屢跌入外交協約的陷阱。

　　能給英美一塊餅，自然不能不給法國一個馍，而且還不能小。“七月王朝”時期的法國，機器開始大規模使用，鐵路建設速度加快，工商業由是得到較大發展。急於擴大對外貿易的法國人，在《望廈條約》簽訂後的三個月，也把軍艦開到廣州的黃埔海面。耆英又一次表現了他的伶俐和能幹，連忙和法國人簽訂了《黃埔條約》。法國人本性潇灑浪漫，根本就不願意在條款的訂立上勞神費力，而是直接以顧盛的條約為藍本，輕鬆地獲取了與美國人同樣的權利。只不過法國人似乎更加看重本國公民在海外的人權，在條約中對領事裁判權作了較美國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重申——在帝國領土上犯罪的法國公民按法國法律判處；犯罪地如果沒有法國領事，則法國人可以請求其他友好國家的領事代為處理。

　　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普魯士、奧匈、比利時等國跟隨美、法而來，或恐吓，或欺騙，或訛詐，紛紛要求與帝國訂立條約。“在這些彈丸小國的眼睛中，中國是一個土頭土腦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機坑騙一下，簡直良心上過不去。”（《中國人史綱》下）

　　英國人對各國的交涉結果絲毫不用擔心，因為按照“最惠國待遇”，帝國給予其他國家的各種新權利，英國也“一體均沾”，各國敲詐越多，英國人所得自然就越多。

　　大清帝國的官員們對現代國際法準則一無所知，他們並不知道格老秀斯（註：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蘭人，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先驅，國際法學創始人。其名著《戰爭與和平法則》（1625年）不僅是重要國際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資產階級人權學說的基础自然法或自然權利理論的開創性著作。）為何許人也，他們無法讀到《戰爭與和平法則》，他們自然也就無法知曉在國與國的沖突中，還有關於戰爭的合法性和正當理由、主權與法權、戰敗國的政府與賦稅、條約訂立等方面的規則和理論，他們只有聽憑各國肆意歪曲和踐踏戰爭與和平的國際法則，他們只有“我為魚肉，人為刀俎”地任人擺佈。

　　既然對現代意義的國際法一無知曉，那就用不著費盡心思地去領會“條約必須執行”之精神。其實，帝國的官僚們根本就不屑於去了解什麼國際法，“天朝上邦”自有它的法度。這個法度就是長期拖延和拒不合作。

　　各國用軍艦大炮換來了他們夢寐以求的通行證，但在經過精心挑選的通商口岸卻通行不畅。皇帝的子民們也與他們的中央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抵制情緒之激烈甚至超過了他們的政府。廣州城內，“磨快手中刀，殺光蠻夷”的口號不絕於耳，自發的抵抗運動自1840年代至1850年代初十數年間從未有過間斷。福州和寧波的貿易增長十分緩慢，到1850年，寧波城內只有十幾個外國商人在這里從事商業活動，福州城內居住的十個外國人當中，有五個還是傳教士。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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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