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火燒圓明園(2)

　　廈門和上海的居民對外國商人的敵視程度絲毫不亞於其他城市，廈門的商人極少與英、法等國商人有生意上的往來，來到上海的外國商人也只有在沼澤地帶和無人居住的鄉村落腳，週圍的居民在他們到來之後紛紛離去。茶葉、絲綢貿易幾無增長，即便戰前興旺的鴉片貿易，如今的增長速度也不過每年區區兩萬箱。興沖沖越洋而來的各國商人大失所望。

　　洋人們急於尋找時機改變這種惨淡的現狀。

　　1854年,距《南京條約》的簽訂已經十二年，英、美、法三國援引《望廈條約》中十二年後重新修約的條款，試圖與帝國政府重開談判，以改變此前條約執行效率低下的窘迫情狀。此時，清帝國政府竟無辦理外交的專職衙門，四年前繼任的鹹豐皇帝對金發碧眼的夷人又沒有太大的興趣，甚至還有些厭惡，遂把外交事務全權交給萬里之外的兩廣總督，設在廣州的兩廣總督府於是成了帝國實際上的外交衙門。三國外交官從這年的秋天開始，就不斷地約見兩廣總督葉名琛。與新主子一樣極度仇外的葉大人根本就不想見到這些渾身散發奇異香水味的洋夷，於是一次又一次地拒絕約見。三國外交官又一同北上來到天津，企圖從中央政府那里得到更為積極的反應。然而，南北穿梭的外交官們並沒有取得任何積極的成果。

　　1856年10月，一艘在香港註冊、懸挂英國國旗而實際為中國人所有的船只——“亞羅號”行駛至珠江口時，被帝國的水面巡邏部隊截獲。對國際海事法律一無所知的帝國士兵對中國人的船只居然懸挂外國的旗幟大為憤怒，遂登船扯下英國國旗抛擲海面，並扣押了部分船員。無獨有偶，就在這一年，法國傳教士馬賴在廣西西林縣被當地政府官員以盜匪之名處以死刑。

　　正為重新修約上下奔波而苦於無計可施的英、法兩國，終於找到了挑起戰端的借口。因英國人受困於克里米亞戰爭和印度士兵叛亂，而使戰爭時日稍稍拖延。1857年底，英法聯軍僅用幾天時間就攻下了廣州。一位外國記者這樣描述南國重鎮在遭受侵略時的抵抗場景：

　　25日，星期六，一大群“鄉勇”對廣州城內一條被英軍佔領的老街發起進攻。這些人是鄉村民團的成員，稱為“鄉勇”，他們定期聚會進行軍事操練，大清國人認為這些人最勇敢、最有戰鬥力。他們沿兩條窄巷從兩個相對而言的方向同時逼近老街，在老街的末端會合。他們一邊走一邊揮舞著長槍、長矛，還翻著筋鬥，並不懼怕英國人的出現。

　　明年春夏，英法聯軍重演1840年的那一幕，再一次揮師北上。美、俄兩國艦隊也尾隨而至，坐“海”觀虎鬥。5月，大沽炮台陷落。軍機大臣桂良慌忙來到天津，與各國簽訂了所謂《天津條約》。新條約“約定”：各國派遣使節駐住北京；各國傳教活動受帝國保護；在長江中遊以及其他省份增開多個通商口岸；各國商船可以在帝國內河自由航行；所有外國進口商品關稅降為2.5%；帝國賠償英法軍費六百萬兩白銀。在中英條約中，英國人還把鴉片貿易合法化作為英國艦隊撤出天津的條件。雙方還約定，條約經各國政府批準以後，明年在北京換約。

　　如此苛刻的條約，令年輕的皇帝暴跳如雷，而其中駐節北京一款最不能容忍。1859年，英法艦隊護送兩國公使到達天津海面，準備如期到北京換約。但這次他們在大沽口遭到了沉重的打擊，蒙古將領僧格林沁在重修的大沽炮台上，指揮帝國的炮兵，擊沉英艦四艘，重傷六艘。美國艦隊不顧本國政府的中立立場而施以援手，才使死傷累累的英國人得以逃脫。

　　帝國政府對美國人公然違背國際法準則的惡劣行徑，不但沒有任何譴責，反而允許美國人由陸路進入北京交換條約。雖然美國公使華若翰在北京同樣被向皇帝下跪之類的禮儀問題折磨得死去活來，但條約終於得以順利交換。桂良的解釋是，英國人顯然存在著敵對情緒，竟然帶著一支龐大的艦隊前來換約，相對而言，美國人則僅僅乘坐一艘船前來，這表明美國人的確是為著和平的目的。與此同時，俄國公使也從陸路到達北京，交換了條約文本。

　　英國人吸取教訓，決定仿照美、俄的做法，試圖派遣一支和平使團到北京交換條約，但巴夏禮率領的英國使團卻遭到逮捕而被下至北京的監獄之中。

　　1860年，英、法聯軍再度集結。二萬五千名英法士兵由陸路侧背奪取大沽要塞後佔領天津，在距北京十五公里的八里橋擊潰僧格林沁、勝保的抵抗，於10月上旬進入北京。鹹豐皇帝帶著沮喪和羞愧、還有他的後宮佳麗，於此前逃往熱河。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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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