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與英國人的戰爭(1)

　　1820年代，鴉片之議愈來愈熱，中央和地方的廣大官員紛紛向皇帝陛下發表自己對鴉片貿易的意見，帝國官場文化的特色，讓其他方面的紛爭不免摻雜進來，放與禁的爭執一直持續。不絕朝野的爭議使政策的制訂和執行搖擺不定，左右為難。

　　部分官員主張禁不如疏。在他們想來，如果讓鴉片貿易登堂入室，在帝國取得合法地位，既可以從關稅中獲取較為穩定的財政收入，又可以杜絕貪污腐敗，於國計吏治，皆有益處。更有甚者則主張在帝國大面積種植鴉片，以其優質與價廉排擠外來之鴉片。主張禁煙的官員則認為，無論是國內種植還是來自國外的鴉片，於國於民之危害有目共睹，如果放任鴉片泛濫，則若幹年後，將沒有抵禦外敵之士兵，沒有維持軍隊之糧饷。

　　廣州為鴉片聚散之地，在這場鴉片之議中倍受矚目。時任兩廣總督的阮元則力主禁絕鴉片貿易。從1821年開始，他著手懲治轄區內的鴉片販運，並試圖對廣州城內的鴉片吸食者實施禁戒。這位頗具儒家風採的官員，還在廣州創辦了一個名叫“學海堂”的書院，刊印書籍，廣納名士，宣傳禁煙。然而，幾年之後，隨著阮元的調任，廣州禁煙之舉不了了之，“學海堂”也轉而成了支援鴉片貿易的理論中心。朝廷與各地方政府的遲疑和出爾反爾，在客觀上推動了以英國人為首的鴉片貿易。

　　1830年，皇帝終於簽署了《查禁內地行銷鴉片章程》，讓普天之下主張禁止鴉片貿易的人歡呼雀躍。其實，這只不過是歷年來政府頒佈的諸多禁煙章程中的一種，沒有值得期待之處。章程的頒佈是一回事，是否按章辦理又是一回事，這是中國衆多頹敗之朝的政治特色，實在沒有理由把禁煙章程與禁煙之實聯繫得過於緊密。效率低下的帝國政府在禁與疏的選擇上仍然是遲疑不決。

　　1834年，英國政府委派律勞卑為駐華貿易監督官。律勞卑到達廣州以後，希望能直接與兩廣總督交涉兩國間的貿易問題，但時任兩廣總督的盧坤以“天朝疆吏從不與外夷通送書信”為由予以拒絕。律勞卑對中國官員如此不情願與外國人進行合理的交往，大為不解。此前，英國一名婦女在廣州城內乘坐中國洋行商人的轎子，就遭到了帝國官員的嚴厲斥責，雙方幾乎鬧翻；又一次，英國商人的妻子到設在廣州城內的英國商館探望，也受到了違禁的指責；更有甚者，大清本國的一名婦女自英國回國經過廣州，也曾引起紛爭。律勞卑覺得，正常的外交途徑已難以保障英國人的利益，更不用說解決鴉片貿易的合法問題了。於是，他命旗下炮艦二艘從虎門進泊黃埔。所幸的是，律勞卑突然死亡，武裝沖突才得以避免。1836年，義律受英國政府委派來到廣州，英國政府賦予這位新任貿易監督官的職責更加明確——總管本國在華商人和水手。英國人拉開了架式，他們要不吝一切代價保護他們的貿易——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

　　在帝國政府的遲疑和英國人的強硬之中，鴉片繼續從海洋上滾滾而來。到1838年，銷往帝國的鴉片達到四萬餘箱約三百萬公斤。禁煙的聲音逐漸成了主流，朝野上下一致認為，帝國經濟劇烈衰退、財力枯竭、國庫空虛，皆為鴉片所至。

　　鴉片貿易必須禁止！皇帝陛下不敢再猶豫了。

　　1839年那個春光明媚的時節，專司禁煙的欽差大臣林則徐抵達廣州。這位臨危受命的儒家巨子像中國歷史上無數的政治英雄一樣，迫切地期望“畢其功於一役”。 南國都城盎然的春意，珠江兩岸詩畫一般的風光，絲毫沒有阻滞這位已經55歲的欽差大人的匆忙腳步。在被皇帝陛下任命為欽差大臣之前，林則徐正在湖廣總督任上。和大清帝國其他的漢人官僚一樣，他也是從科場入仕，然後一步一步地擢升，而至封疆大吏。在中國特色的官僚政治文化中浸潤多年，自然難脫其俗；固步自封的大環境也沒有賦予他高出常人更多的智慧，他的開明和能幹只是相對於帝國政府其他的官員而言。故而，林則徐的禁煙手段只能是：傳統、簡樸、粗暴。

　　鴉片於帝國，少說也有百年之災患。百餘年來，不是嚴禁即為馳禁，而從未有過放縱。經久而不衰，屢禁而不絕，可見其根源之深。鴉片的災患已不在鴉片本身，而是一個既關乎經濟政治又涉及到文化道德的綜合頑症，外國人加入鴉片貿易以後，它又涉及到國與國的交往。如此百年痼疾，任何人都不可能“畢其功而一役”，道光皇帝不能，林則徐也不能，而簡單粗暴的治理手段，就只能激起更為強烈的反應。

　　時任兩廣總督的鄧廷桢在他的官邸熱情地接待了風尘仆仆的欽差大人，這位年逾花甲的二品大員同林則徐一樣，向來力主嚴禁鴉片。如今，兩位志同道合而又富於使命感的儒士，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了一起。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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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