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與英國人的戰爭(3)

　　武力逼迫之下，琦善只有答應英國人提出的條件——割香港予英國但保留稅收；賠償英國商人的鴉片損失六百萬兩；允許英國人與帝國政府直接交往；十天之內重新開放廣州。

　　協議文本被分別傳至各自的政府後，均遭否決，但否決的原因卻迥然相異。北京方面認為讓與過度，道光皇帝怒斥琦善喪權辱國；而倫敦方面則認為所獲太少，與他們原來的期望相差甚遠。兩國政府作出了幾乎相同的決定，撤消各自的指揮官，另擇大員取而代之。1841年秋天，戰事再起。英國人在攻取廣州獲得六百萬兩白銀賠償之後，依然不甘罷休，北上的英國艦隊勢如破竹，連陷廈門、定海、寧波，在會合了從印度趕來的增援部隊之後，繼續北上占上海，再溯長江而上占鎮江，切斷長江和大運河的交通。

　　1842年那個山窮水盡的秋天，大清帝國有組織的抵抗在英軍折兵總數不足百人的情況下即告結束，英國人把他們的軍艦開到了南京，在帝國的內河佔領了有利的攻擊地形，驚慌失措的帝國官員只有戰戰兢兢地豎起白旗。8月29日，欽差大臣耆英在停泊於長江之上的英國軍艦“高華麗”號上，與英國遠徵軍司令樸鼎查簽訂了那部讓數代中國人肝腸寸斷的《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以及此後又補簽的三種附約——《善後章程》、《五口通商章程》、《虎門條約》，於大清帝國而言，是典型的戰敗條約，其中雖然不泛若幹具有現代意義的條款，但有太多的條款令國人飽受屈辱。這個給帝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觀念以及後代中國都帶來了巨大變故的條約，之所以能順利地得到皇帝的批準並很快換文生效，城下乞盟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帝國官員對國際事務的懵懂無知以及皇帝陛下以喪權失地之“小節”換取國運存續之“大謀”，是不能被忽視的重要原因。割地賠款，出於戰敗國之無奈。五口開埠通商，在當時雖然也為迫不得已而允之，然而以今日之視角，並沒有太多的屈辱成份。

　　道光皇帝和帝國參與談判的官員認為，英國人追求的無非是商業上的利益，只要貿易得以進行，他們一定不好意思再提出另外的要求，所以在所不惜地將五大通商口岸的諸多主權也一體讓與英國人。英國人遂在帝國的土地上駐紮他們的軍隊，劃定不受帝國主權約束的“租界”，建立治外法權。從此，至少在通商五口，英國人就像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上一樣自由自在，成為這片特殊土地上的“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對這些夷人竟然毫無約束能力，即使夷人們胡作非為，也只有望“洋”興歎。喪權辱國，此為極也！

　　 在附約中，用心良苦的英國人提出，將來帝國給予其他國家任何利益，英國人一體均沾，並厚顔無耻地說，這是“用示平允”。對國際外交態勢一無所知的帝國官員認為，這一條款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緩解各種外來壓力，因而未有任何爭議地接受了這一後來被稱作“最惠國待遇”的條款。自此之後，帝國對外交往的主動權彻底喪失，它再也沒有辦法制訂有效的外交政策和任何一國結成同盟，以對抗其他國家，相反，列國則極易在“一體均沾”的驅動下結成同盟，肆無忌憚地侵掠帝國。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除了為戰爭以前銷毀的鴉片賠償六百萬兩白銀之外，這個由鴉片貿易引起的戰爭條約，在鴉片問題上居然沒有只字片言。在一個非正式的場合，英國的談判代表、遠徵軍司令樸鼎查曾經提出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問題，帝國的談判代表耆英表示他沒有從皇帝那里得處理這個問題的授權，樸鼎查表示他也得到政府的提示，對鴉片問題不能再有強迫之為。英國人因罪惡貿易而發動罪惡戰爭，必然心虛，英國政府自然也不希望他們的肮髒形諸文字。而大清帝國的官員則認為，鴉片是萬惡之源，唯恐避之不及，仿佛一提到鴉片，災禍就會重新來臨。懵懵懂懂的帝國官員就這樣稀里糊塗地放棄了據理力爭的機會。

　　《南京條約》以及附約中多項喪權辱國之條款，皇帝和他的政府官員們都心安理得地接受下來，唯獨對兩國地位平等、官員往來平行照會、公文之中不得使用“英夷”字樣之條款，頗為不安。官僚們不禁發問，“英夷”們對“天朝上國”隨意置喙，是何禮儀？令皇帝陛下以及漢人滿族官僚們懊惱不已的是，天朝的顔面被“夷人”無情地戳至粉碎，至於戰爭為什麼失敗，他們似乎並不想深究。

　　英國人以一支幾千人的小規模艦隊，在帝國的領海和內河或往來如飛，或橫沖直撞，如入無人之境。以“复仇女神號”為代表的十幾艘鋼鐵軍艦，即使在環境惡劣的海域也能保持穩定的航行和足夠的作戰能力。而帝國漫長的海防線形同虛設，東南沿海的城鎮村莊只能在夷人幾百門大炮的炮口之下不斷地颤栗。手持大刀長矛的帝國兵勇在裝備了現代武器的英國士兵面前，更像是一群從蠻荒時代走來的小醜。少量的火器卻是不久以前由毫無技術的人員根據200年前的書本制造而成。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