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暗流湧動(1)
1771年,戶部給皇帝的年報顯示,當年戶部存銀達到7894萬兩。按照清朝的財政體制,每年財政有結餘時,即轉變為戶部存銀。這就是乾隆三十六年大清帝國中央政府的全部財政儲備,也就是大清的“家底”。從可以找到的數據來看,這樣的庫存為清帝國近三百年歷史之最。(註:嘉慶以後相關的數據缺乏,但以當時的社會情勢,應低於乾隆時期)庫存量如此之巨,真可謂“家底”殷實。
整個十八世紀的一百年里,清帝國本土出產的白銀充其量不過5000萬兩,大量的是從海外流入,到乾隆中後期,流入量更是激增——1760年代的十年間,流入量超過三百萬兩;1770年代達七百五十萬兩;1780年代則達一千六百萬兩。“白銀激增,從而成為持久的、強大的通貨膨脹的動力。”(註:法 佈羅代爾《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第546頁)今天人們所說的“通貨膨脹”,在當時最明確的反映就是物價持續上漲,最為突出的就是米價上漲。當初還進行過認真的讨論,此後卻不了了之。本世紀初,一兩銀能買米200斤,到了世紀末,還買不到70斤。地價也在不斷地上揚,江南各地良田的價格,在康熙年間每畝僅為4至5兩,到乾隆後期則上漲到30兩以上。河工海塘,工期較長,工料物價今昔不同,預算與結算差價懸殊。浙江海寧改築魚鱗大石塘,結算時與預計工程造價竟相差200多萬兩。隨著物價的上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全面發生。帝國政府向來重視國防軍事的投入,因為事關皇權穩固。物價的上漲使中央和地方的軍事費用越來越大,七十年代以後,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中,軍饷達75%以上,地方政府也接近60%,相應地,其他方面的投入也就越來越少。支出結構嚴重的不合理,導致社會發展越來越呈現出扭曲的狀態。
大清帝國的財政體制亟待變革,刻不容緩!
然而,帝國的歷史上並沒有出現這樣的變革。
康熙、雍正以來的財稅治理,堅持“藏富於民”的精神,以“不加賦”為原則,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攤丁入地”、(註:將丁銀攤入田賦中一並徵收的稅收制度)“耗羨歸公”(註:“耗羨”,即熔煉碎銀時的損耗和運輸費用,為納稅人繳納正稅之外的一種附加稅,數額無定例可循,由州縣官在收稅時加徵。雍正二年,降旨實行耗羨歸公,作為政府正常稅收,統一徵課,存留藩庫,酌給各省文職官員養廉。)的實施,也確實帶來了穩定繁榮、吏治廉明的景象。這讓乾隆皇帝對祖、父創建的財政制度的優越性深信不疑。但帝國的物價卻沒有乾隆皇帝那樣的客氣,而是毫不留情地給這種僵硬刻闆的財政制度一記響亮的耳光。七、八十年代,國家財力日漸削弱,民生吏治危機重重。但皇帝和他的政府仍然沒有想到對傳統的財稅制度作彻底改變,而只有一些難以改變嚴峻現實的權宜之策。
既然少有財力給官員們增俸加祿,可憐的津貼事實上又難解官員們公私日用之需,皇帝只有用暧昧的態度,容忍他的政府官員們或多或少的接受賄賂甚至貪污。“不敗露則苟免,既敗露則應問”。於是,皇帝對臣子、中央對地方、上級官員對地方官員的貪污受賄行為充耳不聞,若無其事。歷朝歷代的若幹史例表明,官場腐敗乃國家禍亂之源。如今,帝國的大小官員們正在飲鸩止渴,自掘墳墓。
皇帝也以身作責,急切地加入到受賄的行列中來。人們不禁納悶:貴為一國之君,為何也貪財好貨?讓人不免想起法蘭西“名君”路易十四。皇帝受賄,當然不能受出無名。乾隆的小聪明及時發揮作用,他別出心裁地發明了一種叫做“議罪銀”的罰款制度,處罰對象均為各省總督、巡撫等大鳄,處罰名目則多為延誤、渎職等雞毛蒜皮,處罰數額少則二、三萬兩,多則數十萬兩,所罰銀兩一律由被罰人直接交到內務府皇帝的私家金庫。為博取龍顔歡愉,總督巡撫們哪里能讓皇帝“金口玉牙”議罪,紛紛自請處罰:
——河南巡撫畢沅因延誤查緝要犯,自請罰銀三萬;
——陝甘總督勒爾錦因誤信走私客商,自請罰銀四萬;
——浙江巡撫福崧自供多項罪名,請罰白銀二十八萬;
——河南巡撫何裕城因弄髒聖上的朱批奏折,自請罰銀三萬,皇帝覺得有些難為情,忸忸捏捏地只收了一萬。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
整個十八世紀的一百年里,清帝國本土出產的白銀充其量不過5000萬兩,大量的是從海外流入,到乾隆中後期,流入量更是激增——1760年代的十年間,流入量超過三百萬兩;1770年代達七百五十萬兩;1780年代則達一千六百萬兩。“白銀激增,從而成為持久的、強大的通貨膨脹的動力。”(註:法 佈羅代爾《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第546頁)今天人們所說的“通貨膨脹”,在當時最明確的反映就是物價持續上漲,最為突出的就是米價上漲。當初還進行過認真的讨論,此後卻不了了之。本世紀初,一兩銀能買米200斤,到了世紀末,還買不到70斤。地價也在不斷地上揚,江南各地良田的價格,在康熙年間每畝僅為4至5兩,到乾隆後期則上漲到30兩以上。河工海塘,工期較長,工料物價今昔不同,預算與結算差價懸殊。浙江海寧改築魚鱗大石塘,結算時與預計工程造價竟相差200多萬兩。隨著物價的上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全面發生。帝國政府向來重視國防軍事的投入,因為事關皇權穩固。物價的上漲使中央和地方的軍事費用越來越大,七十年代以後,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中,軍饷達75%以上,地方政府也接近60%,相應地,其他方面的投入也就越來越少。支出結構嚴重的不合理,導致社會發展越來越呈現出扭曲的狀態。
大清帝國的財政體制亟待變革,刻不容緩!
然而,帝國的歷史上並沒有出現這樣的變革。
康熙、雍正以來的財稅治理,堅持“藏富於民”的精神,以“不加賦”為原則,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攤丁入地”、(註:將丁銀攤入田賦中一並徵收的稅收制度)“耗羨歸公”(註:“耗羨”,即熔煉碎銀時的損耗和運輸費用,為納稅人繳納正稅之外的一種附加稅,數額無定例可循,由州縣官在收稅時加徵。雍正二年,降旨實行耗羨歸公,作為政府正常稅收,統一徵課,存留藩庫,酌給各省文職官員養廉。)的實施,也確實帶來了穩定繁榮、吏治廉明的景象。這讓乾隆皇帝對祖、父創建的財政制度的優越性深信不疑。但帝國的物價卻沒有乾隆皇帝那樣的客氣,而是毫不留情地給這種僵硬刻闆的財政制度一記響亮的耳光。七、八十年代,國家財力日漸削弱,民生吏治危機重重。但皇帝和他的政府仍然沒有想到對傳統的財稅制度作彻底改變,而只有一些難以改變嚴峻現實的權宜之策。
既然少有財力給官員們增俸加祿,可憐的津貼事實上又難解官員們公私日用之需,皇帝只有用暧昧的態度,容忍他的政府官員們或多或少的接受賄賂甚至貪污。“不敗露則苟免,既敗露則應問”。於是,皇帝對臣子、中央對地方、上級官員對地方官員的貪污受賄行為充耳不聞,若無其事。歷朝歷代的若幹史例表明,官場腐敗乃國家禍亂之源。如今,帝國的大小官員們正在飲鸩止渴,自掘墳墓。
皇帝也以身作責,急切地加入到受賄的行列中來。人們不禁納悶:貴為一國之君,為何也貪財好貨?讓人不免想起法蘭西“名君”路易十四。皇帝受賄,當然不能受出無名。乾隆的小聪明及時發揮作用,他別出心裁地發明了一種叫做“議罪銀”的罰款制度,處罰對象均為各省總督、巡撫等大鳄,處罰名目則多為延誤、渎職等雞毛蒜皮,處罰數額少則二、三萬兩,多則數十萬兩,所罰銀兩一律由被罰人直接交到內務府皇帝的私家金庫。為博取龍顔歡愉,總督巡撫們哪里能讓皇帝“金口玉牙”議罪,紛紛自請處罰:
——河南巡撫畢沅因延誤查緝要犯,自請罰銀三萬;
——陝甘總督勒爾錦因誤信走私客商,自請罰銀四萬;
——浙江巡撫福崧自供多項罪名,請罰白銀二十八萬;
——河南巡撫何裕城因弄髒聖上的朱批奏折,自請罰銀三萬,皇帝覺得有些難為情,忸忸捏捏地只收了一萬。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