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暗流湧動(1)

　　1771年，戶部給皇帝的年報顯示，當年戶部存銀達到7894萬兩。按照清朝的財政體制，每年財政有結餘時，即轉變為戶部存銀。這就是乾隆三十六年大清帝國中央政府的全部財政儲備，也就是大清的“家底”。從可以找到的數據來看，這樣的庫存為清帝國近三百年歷史之最。（註：嘉慶以後相關的數據缺乏，但以當時的社會情勢，應低於乾隆時期）庫存量如此之巨，真可謂“家底”殷實。

　　整個十八世紀的一百年里，清帝國本土出產的白銀充其量不過5000萬兩，大量的是從海外流入，到乾隆中後期，流入量更是激增——1760年代的十年間，流入量超過三百萬兩；1770年代達七百五十萬兩；1780年代則達一千六百萬兩。“白銀激增，從而成為持久的、強大的通貨膨脹的動力。”（註：法 佈羅代爾《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第546頁）今天人們所說的“通貨膨脹”，在當時最明確的反映就是物價持續上漲，最為突出的就是米價上漲。當初還進行過認真的讨論，此後卻不了了之。本世紀初，一兩銀能買米200斤，到了世紀末，還買不到70斤。地價也在不斷地上揚，江南各地良田的價格，在康熙年間每畝僅為4至5兩，到乾隆後期則上漲到30兩以上。河工海塘，工期較長，工料物價今昔不同，預算與結算差價懸殊。浙江海寧改築魚鱗大石塘，結算時與預計工程造價竟相差200多萬兩。隨著物價的上漲，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危機全面發生。帝國政府向來重視國防軍事的投入，因為事關皇權穩固。物價的上漲使中央和地方的軍事費用越來越大，七十年代以後，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中，軍饷達75%以上，地方政府也接近60%，相應地，其他方面的投入也就越來越少。支出結構嚴重的不合理，導致社會發展越來越呈現出扭曲的狀態。

　　大清帝國的財政體制亟待變革，刻不容緩！

　　然而，帝國的歷史上並沒有出現這樣的變革。

　　康熙、雍正以來的財稅治理，堅持“藏富於民”的精神，以“不加賦”為原則，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攤丁入地”、（註：將丁銀攤入田賦中一並徵收的稅收制度）“耗羨歸公”（註：“耗羨”，即熔煉碎銀時的損耗和運輸費用，為納稅人繳納正稅之外的一種附加稅，數額無定例可循，由州縣官在收稅時加徵。雍正二年，降旨實行耗羨歸公，作為政府正常稅收，統一徵課，存留藩庫，酌給各省文職官員養廉。）的實施，也確實帶來了穩定繁榮、吏治廉明的景象。這讓乾隆皇帝對祖、父創建的財政制度的優越性深信不疑。但帝國的物價卻沒有乾隆皇帝那樣的客氣，而是毫不留情地給這種僵硬刻闆的財政制度一記響亮的耳光。七、八十年代，國家財力日漸削弱，民生吏治危機重重。但皇帝和他的政府仍然沒有想到對傳統的財稅制度作彻底改變，而只有一些難以改變嚴峻現實的權宜之策。

　　既然少有財力給官員們增俸加祿，可憐的津貼事實上又難解官員們公私日用之需，皇帝只有用暧昧的態度，容忍他的政府官員們或多或少的接受賄賂甚至貪污。“不敗露則苟免，既敗露則應問”。於是，皇帝對臣子、中央對地方、上級官員對地方官員的貪污受賄行為充耳不聞，若無其事。歷朝歷代的若幹史例表明，官場腐敗乃國家禍亂之源。如今，帝國的大小官員們正在飲鸩止渴，自掘墳墓。

　　皇帝也以身作責，急切地加入到受賄的行列中來。人們不禁納悶：貴為一國之君，為何也貪財好貨？讓人不免想起法蘭西“名君”路易十四。皇帝受賄，當然不能受出無名。乾隆的小聪明及時發揮作用，他別出心裁地發明了一種叫做“議罪銀”的罰款制度，處罰對象均為各省總督、巡撫等大鳄，處罰名目則多為延誤、渎職等雞毛蒜皮，處罰數額少則二、三萬兩，多則數十萬兩，所罰銀兩一律由被罰人直接交到內務府皇帝的私家金庫。為博取龍顔歡愉，總督巡撫們哪里能讓皇帝“金口玉牙”議罪，紛紛自請處罰：

　　——河南巡撫畢沅因延誤查緝要犯，自請罰銀三萬；

　　——陝甘總督勒爾錦因誤信走私客商，自請罰銀四萬；

　　——浙江巡撫福崧自供多項罪名，請罰白銀二十八萬；

　　——河南巡撫何裕城因弄髒聖上的朱批奏折，自請罰銀三萬，皇帝覺得有些難為情，忸忸捏捏地只收了一萬。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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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