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暗流湧動(2)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巡撫和佈政使的年薪為白銀130兩，總督的年薪也不過區區155兩，加上全年“養廉銀”（註：各地督撫“養廉銀”多少不等，兩江總督全年為白銀三萬兩，已屬最高；雲貴總督、陝甘總督為二萬兩，居其次），滿打滿算也只有二萬兩上下，如何交得了“議罪銀”？唯一的辦法就是再去犯罪，以更大更兇險的犯罪來“議”皇帝所指控的小罪。

　　七十年代以後，皇上忽然對貌似潘安、顔比宋玉的和珅青睞有加，這位八旗子弟開始把持朝政。和珅的貪欲，即使翻遍世界歷史，也難以找到其他的人與之相匹配。帝國的大小官員紛紛發現，如果不向上級官員進行賄賂，就極有可能被擠出官場，甚至還有牢獄之災。行賄必須受賄，或者貪污。為了使貪污賄賂不至被追查，又必須通過更多的賄賂，去尋找靠山。如此環環相因，貪污和賄賂遂如炽熱的烈火，遍燃帝國大地。

　　令人震驚的貪賄大案接連發生。

　　甘肅佈政使王亶望到任不久，甘肅恢復“捐監”（ 註：為解決糧食欠收問題，清朝允許一些人通過捐糧換取監生資格）的奏請獲得皇帝批準。這位王亶望大人，著實“亶”大“望”為！他把糧食折成銀兩，進行“監生”資格拍賣，每捐銀55兩即獲“監生”資格一名。然後，他向朝廷謊報旱情，編造說“監糧”皆用於赈災，實際上卻把捐納的銀兩全部私分，從總督到州縣官員人人有份。下面官員為了獲得更多的好處，拼命給王亶望行賄。甘肅省有一多半大小官員，參與了“捐監冒赈”的貪污侵吞活動，時間持續六、七年之久，貪污赈災白銀達七、八百萬兩。1781年，王亶望在升任浙江巡撫以後，才被檢舉案發。乾隆皇帝震怒之下，王亶望及同案50餘人被處斬，另有50餘人被發配。王亶望長子王裘被革去官職，發配伊犁。其他尚且年幼的兒子悉數被捕關押，到12歲時，依次發配。

　　此案尘埃未落，山東巡撫國泰貪污大案又發……

　　而更大的貪污犯此時就在皇帝的眼皮底下。

　　王亶望任職的甘肅省，是大清帝國經濟頗為落後的幾個省份之一，至乾隆中後期，每年所徵地丁銀不足30萬兩。該省又為帝國的地理中心，北控大漠，西制高原，戰略位置尤為突出，素為帝國屯兵重所，每年所需兵饷接近300萬兩，幾達全省地丁收入的10倍。因此，甘肅歷來是“協饷”（註：清朝省際經費調拨制度，即由相鄰省份協濟經費，以彌補本省軍饷需求之不足）的重點受協對象。為甘肅“協饷”的是相對較為富裕的山西、河南、山東三省。與甘肅情況相似、同樣接受外省“協饷”的還有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等省份。

　　這種與今人所用的“財政轉移支付”頗為相似的財政制度，在二百多年以前顯然缺乏足夠的技術手段來支援。僅饷銀的運輸，即令政府官員們頭疼不已。在缺乏快捷便利交通工具的情況下，甘肅的大兵要想花上山東人的銀子、西南雲貴川地區的大兵要想花上東部江西人的銀子，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合理有效的稽核手段亦未形成，中央政府因此而無法準確掌握各地的財政收支狀況。富餘的地方不樂意多交，貧窮的省份則希望多要。於是，瞞報、虛報就成了地方政府官員的必修課。到了後來，戶部只好武斷而強行規定，地方政府的每一筆開銷都必須上報中央經查證以後方可開支。這好像加強了監管卻又導致了公文往來繁复，案牍成災，事倍功半，細小的事務有時一拖數年，一些要務得不到及時的批复。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的上報公文，更是令戶部的官員們哭笑不得——派若幹丁勇守衛大橋用銀48兩；支付水手工酬105兩；寡婦津貼12兩……

　　如此紛繁瑣碎甚至有些無聊的公文，自然不能煩擾聖心，即便有一兩件送到皇帝那里，皇帝陛下也不屑一顧。六、七十年代以後，乾隆皇帝已經不再像初繼大統時那樣恪盡職守，批閱奏折的時間越來越少，官員們偶爾看到的朱批也常常是馬馬虎虎的“已閱”、“知”、“轉呈相關部署”等等極為簡單的字樣。像康、雍那樣富於個性的批語，更是稀見。簡簡單單的朱批中，大臣們既看不到皇帝的熱情和親密，也看不到皇帝的抱怨和憤怒。

本文摘自《從絕望中找到希望》

---

　　 本書從管理的角度，以細節的眼光審視歷史，以哲學的高度評說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這個時間段的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原因，並且與同時段的西?國家做對比，讓人們從中絕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國發展強大的前景，重現大國的崛起。
本書視角獨特，分析到位，展現了中國從1750-1950年這200年歷史的真正面貌，給人以警示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