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商落後於浙商不爭的事實

    比起誠信穩健的蘇商，“草根浙商”卻凸現出一種熱愛冒險的探索精神。浙商喜歡出門闖蕩，不願意安守故土。往往想盡辦法走出去，做大做強、外域稱雄。同為長三角的兩大商幫，蘇商與浙商彼此最為較勁。學術界對“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究竟孰優孰劣的爭論持續了近20年。進入新世紀後，雖然這種較勁仍在進行，但勝負已然明了，蘇商落後於浙商幾乎是不爭的事實。

    有一個或許不夠恰當的比喻。傳唱至今的“唐伯虎點秋香”，某種程度上卻能折射出“吳營文化”和“越營文化”的不同。唐伯虎是浙江人，秋香是江蘇人。從某個層面講，蘇商更像是秋香，蘭心慧質，酒好不怕巷子深。浙商卻有一種精神，唐伯虎那種锲而不舍的精神，雷打不息。其實這就是浙商文化和蘇商文化的不同，蘇商文化是一種自耕農的文化，是一種農民的文化。浙商文化是一種漁民文化，或者說大一點兒，浙商的文化更像海洋性文化，蘇商文化則像一種大陸氣質的文化。中國自古以來，農民就是守住自己的地，走不出去。

    某種意義上講，老派蘇商被“離土不離鄉”的情結束縛了手腳，新派蘇商在與浙商比拼的這些年，逐漸發現並改變著這種思維定勢。蘇商的“本土情結”相對濃厚，總是有意無意地以自己所在地為中心劃一個圈，只在這個圈內活動，從而限制了企業的成長空間，錯失了更多更好的商業機會。很多經濟學者認為，正是蘇商“離土不離鄉”的傳統，在計劃經濟時代成就了蘇商，而在市場經濟和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害了蘇商。

    江蘇是“吳文化”的發源地。春秋時期，吳國定都於如今的蘇州城。當時，蘇州城內外的長期安定和繁榮，帶動了週圍的城鎮的富庶和發展，常熟、昆山、太倉、盛澤等城鎮漸漸繁榮起來，從而構成了以蘇州為中心的經濟文化區。

    “吳文化”極富靈性，精巧別致，凸現機敏、聪穎，註重經世致用，主張兼收並蓄，始終以外柔內剛為主線，特徵是集體、均衡、等級。所以蘇商文化的精髓是：有容乃大、智深勇沉。

    應當看到新蘇商骨子里有更多的人文感受和體驗，他們經常關註和探索企業經營理論並結合自身實踐做出更為深刻的探讨。在高新領域，新蘇商更能夠及時捕捉到一些新行業和新商機，抓住機遇異軍突起，他們在經營模式上的創新和對市場及時把握中顯示的靈氣也不容小觑。如今的新蘇商已經開始擺脫了單打獨鬥的狹隘觀念，意識到抱團發展的巨大優勢與潛力。

    曾經有人問蘇寧電器的董事長張近東“你的財產幾輩子都花不完，為什麼還如此拼搏？”時，張近東回答了兩個字：“使命”。這種使命感當然不僅含有感恩與回報社會的成分，或許更多的是對蘇商未來的責任、對蘇商獨有的情感。有“亞洲鑽王”之稱的江蘇飛達集團總經理朱國平談到將來蘇商的未來也表示，“發展只有逗號、前進沒有句號”的話，這或許正反映出更多江蘇多民營企業家對蘇商未來的態度。

    新蘇商要找回已失去的優勢，必須淡化和消除本土情結，競合爭道，才能走出發展瓶頸，從“離土不離鄉”到“四海為家”。真正做到了這一點，蘇商的复興與重振也就指日可待。

    口述：國際蘇商聯合總會秘書長俞文勤

    實錄：李立

本文摘自《中國商幫新勢力之崛起：1978—2008》

---

　　 　1978-2008，這是中國本土商業力量的生成與壯大的30年，我們將之視為中國商幫勃然興盛的黃金30年。綿延至今的商業遞進，催化、啟用了中國商幫的更叠與嬗變。人們激賞領袖企業的層出不窮，更呼喚抛卻浮躁的理性繁榮。
　　前所未有的商業發現之旅，以作者為首的財經記者團隊歷時5個月的長程踏察、深入追訪，重新定義、理性思辯中國九大商幫——閩商、豫商、魯商、蘇商、浙商、徽商、粵商、晉商、潮商，全景呈現中國“新社會階層”——商幫新勢力的屹立與蛻變、歷練與躍遷。
　　這是一部記錄中國商幫新勢力蘇醒與复興、對接與揚棄、探求與反思的斷代史，也是記述中國地域文化和商業理念相融合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