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與江陰：蘇商的不同路徑選擇(2)

    蘇州的外向型經濟雖然創造出經濟奇迹，但許多蘇商卻並不太滿意這樣的模式。“吸引外資自我發展無可厚非，但是不是江蘇所有的地方都應該、都能克隆蘇州經驗？”江蘇興達鋼簾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錦蘭並不諱言其對“蘇州經驗”的中性立場。劉錦蘭的公司是亞洲最大的鋼簾線生產企業之一，他感受最深的是只有本土商業力量成長起來，江蘇的未來才能有更堅固的保障。

    南京一德集團董事長陳俊則表示，蘇南乃至江蘇能否成為未來的全球制造業基地，並不僅僅取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當地政府的親商程度，“更為重要的一點是當地民間商業活力的激發與互動。”看來，引進外資的確是迅速提升區域競爭力的有力法寶，在外資和民資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產業互補。“但從根本上說，江蘇的真正崛起還是要依靠衆多成熟的本地企業支撐。”

    如果江蘇各地不加選擇地學習蘇州和昆山，其潛在的弊端不僅僅是壓縮了現有民營企業的資源，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壓制本土商人的創業熱情。“蘇州當地人很長一段時間裡滿足於給外企打工，自身的創造力和創業意識並不濃厚，這不利於蘇商本土力量的壯大。”劉錦蘭表示，日本、韓國的崛起正是因為其內在機制培育出大批有競爭力的本土制造企業。“馬來西亞也能生產戴爾、索尼、阿迪達斯品牌的產品，但它贏得的敬意又有多少？”

    同時，很多時候外資所享受的超國民待遇也令作為蘇商主力的民營企業不滿。“在外資本已相當強大的情況下，政策還向外資傾斜，這對民營企業是不公的。”劉錦蘭說。

    事實上，在經歷了多年實踐和理論層面的爭論之後，包括蘇州在內的江蘇省各級政府也逐漸開始重新審視引資“外生型”和自主發展“內生型”兩條工業化發展道路的合理搭配問題。

    　作為自主發展的“內生型”經濟的代表，江陰可謂是江蘇省內的翹楚。依靠“內生機制”，江陰成為批量制造蘇商新勢力的“基地”。

    上世紀90年代，與蘇州、無錫選擇外資進入的“打工經濟”不同，江陰開始大量從上海引進設備和資金，承接了紡織、鋼鐵等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一舉奠定了江陰如今的工業基础。

    說到現在的蘇南，說到江陰與蘇州、昆山的比較，江陰市委書記王偉成依然掩飾不住他的自豪感，“江陰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明顯多於蘇州和昆山，民族工業實力明顯強於後者。”

    時下，在江陰已經上市或即將挂牌的公司中，不乏國內頗有知名度和經營實力的企業，如華西村、法爾勝、凱諾科技、四環生物、江蘇陽光、澄星股份、雙良集團等22家上市公司，他們支撐起了證券市場上帶有傳奇色彩的“江陰闆塊”大半天下。　

    一個縣級市擁有22家上市公司，江陰創造出一個區域蘇商群體的資本傳奇。

    “江陰的路子其實是傳統產業＋上市公司，企業發展創新去上市，又依靠上市籌來的資金發展企業，這對江蘇民企業來說是個不錯的選擇。”《蘇商》雜志主編俞文勤認為，從蘇商的未來發展路徑看，“江陰模式”更有現實的參考意義。

    談到江陰，不能不說到“中國第一村”華西村。當江陰的其他地區都已將以集體經濟為特徵的“蘇南模式”揚棄，選擇新的發展路徑時。華西村卻堅定地繼承“蘇南模式”的衣钵。當“蘇南模式”不可避免地在江蘇乃至全國各地凋落時，華西村卻在市場化的大潮中將集體經濟做的有聲有色。

    放在當下的政治經濟環境中，華西村是一個頗有些奇怪的存在。它的延續與發展，提供了蘇南地區工業化的另外一種版本。

本文摘自《中國商幫新勢力之崛起：197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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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2008，這是中國本土商業力量的生成與壯大的30年，我們將之視為中國商幫勃然興盛的黃金30年。綿延至今的商業遞進，催化、啟用了中國商幫的更叠與嬗變。人們激賞領袖企業的層出不窮，更呼喚抛卻浮躁的理性繁榮。
　　前所未有的商業發現之旅，以作者為首的財經記者團隊歷時5個月的長程踏察、深入追訪，重新定義、理性思辯中國九大商幫——閩商、豫商、魯商、蘇商、浙商、徽商、粵商、晉商、潮商，全景呈現中國“新社會階層”——商幫新勢力的屹立與蛻變、歷練與躍遷。
　　這是一部記錄中國商幫新勢力蘇醒與复興、對接與揚棄、探求與反思的斷代史，也是記述中國地域文化和商業理念相融合的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