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我欺騙的人類(3)

    出租車里的啟示

    我將在下面講解第三重迷霧—學習的詛咒。我近距離觀察了我的祖父，他曾是黎巴嫩國防部長，後來成為內政部長，在戰爭初期成為副總理，之後他的政治生涯就沒落了。雖然處在那樣的職位，但他似乎並不比他的司機米哈伊爾更能看清將發生什麼。但與我祖父不同，米哈伊爾習慣以“上帝知道”作為對事件的主要評論，把理解事件這一任務上升到更高的高度。

    顯然，在預測上，非常聪明和掌握大量信息的人並不比出租車司機更有優勢，但二者有很大的區別。出租車司機不會認為自己與博學的人懂的一樣多，實際上，他們不是專家，並且也知道這一點。沒人知曉一切，但精英思想家們認為他們比別人知道得多，因為他們是精英思想家，而如果你是精英中的一員，你就會知道得比非精英多。

    除了知識，信息的價值也值得懷疑。我註意到，幾乎所有人都熟悉當前事態的每一個細節。不同報紙間的重複如此巨大，以至於多讀一份報紙幾乎不能多了解更多新的信息。但每個人都那麼急切地想熟知一切細節，他們閱讀每一篇新鮮出爐的文章，收聽每一個廣播電台，似乎下一次報道就會向他們揭露一個驚天的答案。我發現，人們成為誰會見了誰，哪個政客對另外哪一個政客說了什麼（以及用了什麼語氣）的百科全書。但這都是徒勞的。

    結群

    我發現，在黎巴嫩戰爭期間，記者們不一定會結群擁有同樣的觀點，但經常擁有同樣的分析框架。他們對同樣的情況賦予同樣的重要性，把現實分為相同的類別，並且再次表現出柏拉圖式的行為，喜歡把事實分割為小碎片。在過去，地中海與非地中海之間（也就是橄榄油和黃油之間）是被畫上分界線的，突然，在20世紀70年代，它變成了歐洲與非歐洲之間的分界線。分界對於人類來說是必要的，但如果分界被奉為固定的，使人們不能考慮邊界的緩沖，更不要說修改分界，就是一種病態了。傳染是罪魁禍首。如果你挑選100名有獨立思想的記者，他們有獨立辨別事物的能力，你會得到100種不同的觀點。但如果讓這些人用因循守舊的方式進行報道，觀點的多樣性會急劇縮水：他們會分析相同的因素和原因，趨於得出相同的觀點。例如，讓我們暫時離開黎巴嫩一會兒，所有記者現在都會提到“喧嚣的20世紀80年代”，似乎這10年有一些尤其獨特的東西。而在20世紀90年代末的互聯網泡沫中，記者們在對所有人都瘋狂追捧的毫無價值的公司的價值上又達成了一致的解釋。

    分界總是會造成複雜性的降低。這是黑天鵝事件發生器，也就是我在序言中定義的柏拉圖化的表現。我們對週圍世界的任何簡化都可能產生爆炸性後果，因為它不考慮不確定性的來源，它使我們錯誤地理解世界的構成。

    黎巴嫩戰爭開始幾年之後，我22歲，正在沃頓商學院念書，突然接觸到了有效市場的思想。它認為，從證券交易中是無法獲取利潤的，因為這些金融工具自動地包含了所有可獲得的信息。公共信息是無用的，尤其對商人而言，因為價格已經“包含”了全部這類信息，數百萬人都知道的信息不會給你任何優勢。於是我完全放棄了閱讀報紙和看電視，這為我空出大量時間。（比如每天一個小時或更多，每年足夠用來讀一百多本書了，一二十年後，作用就開始顯現了。）但這並不是我在本書中提出不看報紙的完整原因，後面我們會進一步看到避免信息毒害的好處。這個論點對於不必了解商業世界的細枝末節是最好的借口，它最初只是我的託詞，因為我發現商業世界的細節中沒有任何有趣的東西，它華而不實、貪婪、缺乏智慧、自私而且無聊。

    好戲在哪里

    為什麼一個想成為“哲學家”或者“歷史科學哲學家”的人最終進了商學院，而且是沃頓商學院？我仍然想不出原因。我在商學院發現，不光是某個小國家的政客不知道世界正在發生什麼—畢竟，小國家的人就應該不知道世界正在發生什麼—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商學院之一，在有史以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最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很可能也不知道世界正在發生著什麼。實際上，在我頭腦中這不僅僅是可能而已：我從內心感覺到人類在認知上的自大。

    那時，我開始意識到我的興趣—高度不可能發生的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不光是衣著光鮮、精神抖擻的首席執行官才會被這些極端事件愚弄，博學的人也會。這一認知使黑天鵝現象從一個商業中的好運氣或者壞運氣的問題變為一個知識與科學的問題。我的觀點是，現實生活中有些科學成果不但是無用的，因為它們低估了高度不可能事件的影響（或者導致我們低估它），而且，它們中的許多或許實際上正在制造黑天鵝現象。

    歷史上最大的市場崩盤

    我從沃頓畢業4年後（體重也增加了8.75磅後），1987年10月19日，我從紐約曼哈頓中城的投資銀行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走回上東區的家。我走得很慢，因為我處於一種思想迷惑的狀態。

    那一天發生了一件具有重創性的金融事件：（現代）歷史上最大的市場崩盤。更具重創性的是，它發生在我們認為自己已經足夠老練的時候，我們有所有這些誇誇其談的柏拉圖化的經濟學家（以及騙人的以鐘形曲線為基础的方程式）來預防，或者至少預測和控制大的震動。崩盤甚至不是由於某則新聞。事件的發生超越了事件前一天任何人所能想象的範圍，假如我指出了它的可能性，我會被看做瘋子。它滿足黑天鵝事件的條件，但當時我還不知道怎麼表達。

    我在公園大道遇見了一位同事，正當我開始與他談話時，一名焦慮的婦女不顧一切地打斷我們的對話：“嗨，你們兩個知道發生什麼了嗎？”人行道上的人們看上去茫然無措。早一點的時候，我在我工作的第一波士頓的交易室里看到有一些人在哭。一整天我都處在事件的震撼中，震驚的人們像探照燈下的兔子一樣亂跑。回家後，我的表兄亞歷克西斯打電話告訴我他的鄰居自殺了，從高層公寓跳了下去。這一點也不奇怪。我突然想到金融創傷可以比戰爭更打擊人的意志。（只要想一想，金融問題和隨之而來的羞辱可以導致自殺，而戰爭似乎並沒有如此直接的效果。）

    我害怕得不償失的勝利：我知道自己是正確的，但又害怕自己的正確，以及目睹整個系統在我腳下崩潰。我並不真的想如此正確。我將永遠記住已故的吉米•P（JimmyP.），他在看到自己的淨資產灰飛煙滅時，不斷半開玩笑地乞求屏幕上的價格不要再變動。

本文摘自《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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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的重大事件。它罕有發生，但一旦出現，就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幾乎一切重要的事情都逃不過黑天鵝的影響，而現代世界正是被黑天鵝所左右。認識黑天鵝，才能更深刻地認識世界的複雜性，並從不可預知的未來中獲益。在發現澳大利亞的黑天鵝之前，歐洲人認為天鵝都是白色的，“黑天鵝”曾經是他們言談與寫作中的慣用語，用來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這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隨著第一只黑天鵝的出現而崩潰。黑天鵝的存在寓示著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卻又改變一切，但人們總是對它視而不見，並習慣於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和不堪一擊的信念來解釋這些意料之外的重大沖擊，最終被現實擊潰。